① 《春秋繁露·精华》。
"逢丑父当忻"，说的是齐顷公与晋、鲁、卫之战，齐顷公被围，逢丑父与顷公面貌相似，情急之下，二人易过服装，齐顷公得以逃脱回国，而逢丑父被俘。后来据《左传》成公二年载："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史记》亦用此说。但是《春秋公羊传》成公二年载："郤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斫'。
于是斫逢丑父。"董仲舒作为公羊派的大师，自然取《公羊传》说，认为逢丑父当斫。主要原因就在于，逢丑父虽然替君一死，免君之受辱，但是，"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①，因此，丑父之行是"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②这是《春秋》所不善之的。
"辕涛涂不宜执"，其所说也是一个欺三军的故事。齐桓公于鲁傅公四年向南经陈伐楚，战胜之后又回师陈国。陈国大夫辕涛涂因齐军纪律不严，出了一个主意，要齐军沿海岸东征服东夷而回齐。齐桓公以为可，但结果大军"陷于沛泽之中"，于是齐桓怒而"执涛涂"。董仲舒坚持了《公羊传》的说法，认为齐桓公不整顿自己的军队，反而执辕涛涂，是没有道理的。"鲁季子追庆父"，说的是阂公二年，公子庆父弑闵公，杀公子牙，然后出奔宫国。季子因其弑君而追杀庆父，但季子与庆父是兄弟，碍于亲亲关系，故缓追以令其逃逸。不过终未许其归国，最后庆父还是自杀了。董仲舒认为季子"追"庆父，意即要诛庆父。
"吴季子释阖庐"，是说阖庐派专诸刺杀了吴国君王僚，要把国家交给季子。季子则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若接受当了国君，那么我就成了你弑君的同谋。而且你杀了我的兄长，我若为君又要杀你，这样父子、兄弟相杀没完没了，所以我不能接受做国君。于是吴季子回到封地再没有回到吴国。故此，《公羊传》认为吴季子不受国为义，不杀为仁，是为大贤。
董仲舒就是通过对这四个案例的分析，说明了听狱断案"本事"而"原志"的重要性。这四个案例，虽然前两个都是所谓的"欺三军"，后两个都是"臧君"，但是由于其"志异"、"本殊"，因而便有了"或死或不死"及"或诛或不诛"的结果。董仲舒在这里首先说的是断案要"本其事"，即审理案件要依据犯罪的事实，而不能不顾事实地随意推测。这无疑是非常重要和正确的，但是他同时又认为，断案亦要注意动机，亦即所谓"原其志"。因此，就董仲舒所说"本其事而原其志"这句话来看，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又明显夸大了动机在论定犯罪性质上的作用。例如他所谓"志邪者不待成"和"本直者其论轻"，虽然是以"本其事"为前提的，但它又明显过分强调了动机的作用，以至包含了脱离"本其事"的倾向，再前进一步，便不再是"本其事而原其志"，而变成了单纯的"论心定罪"。如《盐铁论·刑德》所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但是，我认为，董仲舒提出的"本其事"的"原心论罪"，与《盐铁论·刑德》所说"论心定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以"本其事"为前提，具有唯物主义成分，后者则完全没有这个前提，因此，前者强调动机，但还不能说是纯粹的动机论，而后者则完全走向了纯粹的动机论，是法学上的唯心论。
当然，由于董仲舒"本其事而原其志"的"原心论罪"理论的提出，以① 《春秋繁露·竹林》。
② 《春秋繁露·竹林》。
《春秋》经为治狱根据的风气开始盛行，从而助长了酷吏以动机的善、恶来任意判决案件的做法，董仲舒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丢掉"本其事"，走到了"论心定律"，这却不能怪罪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所遗留下来的六个案例，①说明了他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的法律主张，恰好表现了他减省刑罚的思想，而不是随意以犯者的动机来罗织罪状。例如，甲父乙与丙打架，丙用刀刺乙，甲则以杖击丙，情急之中，误伤其父乙。按照当时的律令，儿子殴伤父亲"当果首"。但董仲舒断曰："《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又如，一人收养一小儿为义子，长大后因杀人犯罪，此人便把义子隐藏起来。按律窝藏罪犯者当坐。但董仲舒又断曰："《春秋》之义，'父为子隐'。??不当坐。"再如，一妇人之夫因船翻落水而亡，随遵母命另嫁他人。有的主张以"私为人妻"之罪，应"弃市"。董仲舒则援引《春秋》"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又加"妇人无专制擅姿之行，听从为顺"的祖制，断其为遵"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故不当论罪。其他案例亦均为通过原心以减轻刑罚者。可见，董仲舒提出"本其事而原其志"，为后来的酷吏所用，纵恣加害于百姓，绝非董仲舒当初所愿。
① 《九朝律考》。
（三）举孝廉，任贤材，广纳儒生
这是董仲舒所提出吏制方面的改革主张。
关于西汉前期的官吏任选制度，主要有以下四个途径：第一是任用军功重臣。这主要是指帮助刘氏打天下的军功将士。如以宰相位来说，从汉高祖到汉景帝，先后担任宰相的有肖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等，即都是有军功者，而陶青、周亚夫、刘舍，虽是以嗣侯位而后任宰相者，而其先亦是军人将士。其他朝廷大官，亦大多为参与征战的军功将士。
第二是"任子制"。一方面，这是古代贵族政治的残余，另一方面，也是汉初尚无健全吏制的必然产物。因为没有正常的选吏制度，因而那些握有重权的王公大臣，便想乘机安插自己的子弟甚至亲故，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为其谋得个高官厚禄。董仲舒在上书武帝的《天人策》中就已提到"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后来王吉也指出："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可见，任子制己是汉代吏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是"[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这是董仲舒在《天人策》中所指出的，即从任职时间长的官吏中选拔官吏的办法。
第四，汉初高祖十一年也曾下诏求贤，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待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乎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①此诏是一个一般原则性举贤、求贤的诏书，既无贤者的标准或条件，亦无时限，更无名额规定。所以还不是一种求贤制度，但也不失为一种选士途径。如汉文帝二年和十五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均诏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①对于上述四种选士的途径中的第一种，显然是与汉朝的创业史相关，同时也与刘邦素不喜儒有关。例如就在汉立之初，陆贾在高祖面前时常称《诗》、《书》。对此，刘邦很不以为然他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亦不甘示弱，尖锐地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②这显然是说，虽然必须马上才能得天下，但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天下就必须要读诗、书，其中也包含了要任用儒生之意。当下刘邦无言以对，但他并未因此而改任儒生。至于第四种选士的办法，则显然需要制度化。最受非议的，是第二、三种选士办法。例如上面所提到的王吉就指出："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骛，不通古今。"③董仲舒也明确批评了这种做法：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累久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④董仲舒的这种批评，无疑深深刺中了当时这两种吏制之弊。为纠正上述四种任选吏的弊病，董仲舒提出了如下几种吏制的改革措施：① 《汉书；高帝纪下》① 《汉书·文帝纪》、《汉书·武帝纪》。
② 《吏记·郦生陆贾列传》。
③ 《汉书·王吉传》。
④ 《汉书·董仲舒传》。
第一，令州郡茂才孝廉，岁贡吏民二贤士。如《汉书·董仲舒传》说：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所上《天人策》亦说：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以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