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运用"循名得理"的心论演绎法获得了事物至道、至义、至理的认识，实例是很多的，下面且举几例以作说明。例如，他在《深察名号》篇中从名人手，演绎出了封建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人士的"本质"含义。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是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①他从天子、诸侯、大夫，到士、民，都从各自的名称，对其所涵之义作了演绎的分析和阐述，从而对各自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当然，这是从封建等级制的要求上所作的规定，而且也确实反映了各个等级的真实地位。
关于性，董仲舒是这样说的："今世暗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②这是说，当今之世，人们对性都愚暗不明，说法不一。既如此，何不反性之名，来推知性的实质呢？性之名不就是天生的意思吗？如果说天生自然之资谓之性，那么性就是自然之质。这样，给性的自然之质加上善名，能合适吗？董仲舒当然作了否定的回答。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方面如前所述，把性比于禾，善比于米，说明善出于性，而不可谓性全为善；另一方面又指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今若谓民性已善，那就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③。董仲舒就这样，从性之名出发，分析演绎出了性只有善质而未可谓善的思想。
董仲舒还用"循名得理"的方法，演绎出了心的本质规定。他说："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①这显然是对心的作用的一种规定。"栣"字疑为"衽"字之误。衽为衣襟，又有管束、约束意。这是说心是约束众恶于内的东西，使众恶不致发泄于外者。故此"心之为名栣者"。由此他又进行了推论："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③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也。"②他把心"名为栣"，这显然是错误的，由此推论出心就是管束人在受气过程中所禀恶气及由此形成的贪性，显然也是片面的。但是由此确实表明了董仲舒经常从事物的名称来演绎出他对事物的理解即知识，这是无疑的。在《深察名号》篇中，除了上述，他还对王号、君号的大意进行了演绎。这里就不一一具体分析了。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演绎分析法，实际上是人们运用归纳法为事物起名字时的反向推演，从而把人们以前在起名字时所概括到名字中的内涵或规定，再次揭示出来，这样，就可以使原来对此事物不了解的人，清楚明白起来。当然，对事物的名称，他认为是圣人发夭意以真物的。所以他说："名者圣人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③这就是董仲舒"循名得理"的实质。
②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③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第七章待教而善的人性论
什么是人性？入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是中国古代先民早就提出的问题。例如在商代就己有了这样的说法："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①不过，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对它进行了深入探讨的，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人性问题是先秦诸子反复辨难的问题之一。孔子首先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②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③的观点，可是，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苟子的性恶论之争。除此之外，世子的性有善恶论与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也是两种有相当影响的观点。
历史从先秦经过秦进入汉代，封建社会的教化任务日显重要，于是董仲舒在总结先秦诸子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待教而善的人性论，并首开了性三品的先河，奠定了封建的人性论的理论基础。
但是，对于董仲舒人性论的性质，历来存在着分歧。西汉的刘子政认为董子非孟而近苟，并批评了他的情恶论之说；王充认为董子览苟、孟而"作情性之说"，但批评他把善恶分于性情、阴阳的观点。当然也有与上面刘子政相反的观点，如苏舆则认为董子与孟子性善论相近，而与苟卿的性恶论不同；凌曙在《春秋繁露注》中所引张皋文的观点认为，董子与孟、苟均无大的差异。到了近现代，冯友兰先生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乃是孔、孟、苟学说的"融合"①；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认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的荒谬性"在于他把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善'，而把贫贱的被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恶，"，"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之义颇有承借关系"；②张岱年先生则认为，董仲舒"以生说性，颇近于告子"。③这就是以往对董子人性论的大致评说。近年来虽有些新观点，然而总体尚未超出以往的评议。
① 《尚书·汤浩》。
② 《论语·阳货》。
③ 《论语·阳货》。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518 页。
②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114 页。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20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