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汉书·儒林传》。
臧均受诗于申公),欲立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服制,以兴太平,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好黄老术的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及建元二年,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于是罢逐赵绾、王臧,免丞相、太尉,随即绾、臧"皆下狱自杀"。①由此足见,西汉前期的尚道与隆儒之争也是相当激烈、甚至是残酷的。
不过,无论如何,到武帝时,黄老已失去了往昔的地位,尊儒已成水到渠成之势。如就在武帝刚刚即位的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而武帝则认"奏可"。②可见,当时法家和纵横家已经失宠,属"皆罢"之列了,至于黄老思想也只是在最上层的极少数人那里被崇信,及至窦太后驾崩,武帝即重新起用了好儒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并"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③这就是说,随着窦太后的死,也就结束了西汉尚黄老的历史,而历经劫难的儒术便升上了封建统治思想的宝座,开始独尊了。可以看到,儒术的独尊绝非一人之力,而是经历了从孔子创立儒学直到武帝时代的儒者的不断奋斗及在斗争中不断丰富自身理论的内涵,以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从而使自身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意识形态,才得以实现的。当然,它之所以能达到这一步,与董仲舒对它的改造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恰在此时儒术独尊,也是历史的机缘。当时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西汉初年新封外姓藩王和刘氏藩王,经过文、景二帝的削藩已获得部分解决,但尚未彻底解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开始显露,但又尚未激化;与此同时,与北方匈奴的民族矛盾也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当时武帝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些矛盾。而武帝雄才大略,要子一番事业,光靠黄老的无为思想及休养生息政策,显然已不再能适应时代,尤其是武帝的要求了。当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从天道观的高度来全面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以及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有为理论体系,恰好此时经过伍代儒家改造过的、特别是经过董仲舒阐发而创立的新儒学已经成熟,完全可以担当此大任。所以,当武帝在策问中提出"欲闻大道之要"时,董仲舒所述对策一拍即合,从而得到了武帝的赏识,使儒学一跃而登上了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宝座,从此也实现了历代儒家所追求的以儒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
当然,在武帝时虽已确定了尊儒的大政策,但在当时还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同匈奴的矛盾己很尖锐,实际上处于战时状态;另一方面,对内同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也尚未结束,必须任用执法严厉的权臣,统一货币,实行盐铁专卖,以加强中央的实力;再则,儒学的普及仍需有一定的时日。当然,由于独尊儒术的思想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已有了认识,所以到宣、元时期便最终实现,并成为不可逆转的形势。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汉书·武帝纪》。
③ 《史记·儒林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