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位文艺理论家，麾下麇集着几位被男人始乱终弃，并以“身体写作”，或以“革命加爱情”为题材写作的女艺术家。’他们着重于政治手段的应用，不但可以捧红某个听“招呼”的人，也可以棒杀某个不听“招呼”的人，自然是以革命的名义。而对麇集在诗人麾下的文化人土，不是排斥就是封杀；时而指责某位是奸细，时而定性某位是国民党特务，闹得人心惶惶，互相猜忌，互不信任。
顾秋水以他到过延安的罕验，准确无误地判断出那位文艺理论家似乎更有来头，也就未能免俗地紧跟。文艺理论家自然向一些报刊推荐顾秋水的文稿，他就在以坚持抗日、团结、进步为宗旨的《力报》上写些小文章，挣点稿费混饭吃，——就像包天剑将他扔在香港，没有找到饭辙之前；靠赌博赢点小钱混饭吃的状况一样。颐秋水一辈子也没有过正当的职业、正式的收入，也许有过当作家的愿望，可是他华而不实，吃不了苦，沉不下心。当时桂林物价奇高、物资奇缺，连邹可仁也是卖了父亲帽子上的一颗翡翠“帽正”，得了二十万元，才渡过难关。顾秋水一家生活更是困难，勉强有口饭吃。偶尔吃：，顿小豆大米干饭，再有一个凉拌黄瓜，吴为就觉得好得不得了了，老对叶莲子说：“妈妈，我要吃豆干饭。”
更不要说顾秋水的处境如何狼狈。邹可仁对他该用的时候用一下，没用的时候根本就不理他，但他还是没脸没皮地跟着邹可仁。不没脸没皮又怎么办?他有不没脸没皮的本钱吗?尽管没有任何政治或物质资本，却还有个从政的小野心，只好忍气吞声、卧薪尝胆，鞍前马后、跑跑颠颠，只盼着有朝一日邹可仁得势，他也就能水涨船高，得惠一二。两位霸主比拼的结果，以诗人出逃而告终。一位出身学生酌桂系军阀姨太太，在一次文化活动中听到诗人朗诵，那首爱情诗让姨太太泪流满面，在她看来那首爱情诗已与高大魁梧、玩世不恭的诗人融为一体。他们的爱情就像桂林泛滥一时的流行小说，更似张恨水早就写过的《啼笑因缘》，闹得满城风雨，姨太太被军阀一枪毙了之后，诗人闻风而逃。
顾秋水对金奉如说：“我就不明白，他们不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吗?为什么还这样互相控制、互相排斥、互不承认?”金奉如没有回答，顾秋水的话不利于团结；可是金奉如也没有反对，不如说，顾秋水的话说出了他不便说出的想法。的确，不论诗人还是文艺理论家，金奉如都非常反感，可是他们谁都好像可以指挥他。一九四九年以后，诗人不知道又从哪里冒了出来，可就像是泄了元气，不断被文艺理论家用各种名义修理。文艺理论家却在文化界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直到一九六六年那场“大革文化命”的政治运动中才轰然倒下，从此从文化领域退隐，并与诗人成为无所不谈的莫逆，人们常常可以在各种过气的文化活动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当然，人们也不再提起桂林的往事，好像忘记了，也好像与旧生活一起埋葬了。
于是金奉女埘而到顾秋水家里坐坐，时而与顾秋水到哪个咖啡店喝杯咖啡，也就与叶莲子熟悉起来。到了晚年，每每看到二十世纪末文化人的一出出闹剧，金奉如总是笑笑：过了几十年，怎么没有一点儿翻新的玩意儿?他们自己不腻烦，看的人可早就腻烦了。
邹可仁不是吴为，一碗小豆大米干饭就能交代。
穷则思变。他让顾秋水设法再回香港一趟，因为有一部分党的经费和他个人的财产还存在华比银行的保险库里，不论从组织的活动还是个人生活来说，都需要这些钱。
回香港意味着什么?不用说也能知道，否则人们为什么千方百计逃离香港!
顾秋水能拒绝吗?
那要首先问问：他有钱吗?有地吗?有一技之长吗?杀过人、放过火吗?……除了命，一样也没有，所以只好卖命。从一个小兵爬到现在，靠的就是替他人卖命。为人卖命可不就是他的职业?能活着就是白捡的便宜，当然不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