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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桂林。
到达桂林后，顾秋水一家终于可以分房而居。叶莲子也有了一方之地，可以像耗子躲猫那样躲着顾秋水，除了操持家务，整天躲在房间里不敢露面，一言一行全看顾秋水的脸色行事。顾秋水自然也再听不到她的梦魇，一时没有了寻衅的理由，反倒让他有些失落。
不过他总会找到新的理由，而且这理由来得很快。
比如工作开展不顺利，受到他人的轻视，经济没有了来源……
到达桂林之后，金奉如也比在香港多出许多烦恼，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顾秋水的关系反倒比在香港时和谐。
除当地一批文化人士，桂林还云集了从香港逃出以及从上海或重庆转移过来的进步文化人士，且色彩纷呈，各有各的小圈子。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内混有国民党，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内混有共产党，只有民主党派不往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或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里混。但民主党派的花色更为齐全，不但共产党对它有兴趣，国民党也对它兴趣有加。
桂林虽属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范围，李济深当时也在桂林，但因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抗战的态度比较积极，政治空气比较宽松。
也许因为政治空气比较宽松，各派各系文化劲旅之间的鏖战，也就并不比前方的抗日战争逊色，互相指责对方“左”或“右”，清谈革命形势前程，自诩文化盟主、革命领袖……难怪有人说文化人是贱种，宽松不得。
所谓进步文化人士，不过就是在桃园的七星岩茶馆、湖南饭店，或在美丽川菜馆那些地方空谈一番。大都穿一套白帆布西服，戴一顶法国便帽，拿一根手杖，连顾秋水也到寄卖店买了一套白帆布西装穿上。这套帆布西服叶莲子一直随身带着，哪怕失业挨饿也没有送人当铺，倒是一九四九年后，被吴为改制为一个书包，上面还用毛线头绣万九朵红花。金奉如忽然多出不少顶头上司，谁都想指挥指挥他，他忿忿地想，不过因为他工作在民主党派。最让金奉如看不惯的是一位号称诗人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位诗人到底写过什么诗。他忽而将大家’召到一起，分析形势、权衡得失、商定对策，好像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的形势就在他口袋里装着；时而打探来了哪些新人，为什么不到他这里拜码头；甚而视自己为文化界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不但统领文化界的大事，连谁请谁吃饭，谁发烧拉肚子都必得向他报告。如果哪个饭局忘了他，他很可能亲自出马，到饭局上指手画脚一番；每日检查报纸杂志，如果头条不是他，那么那家报纸杂志不说永无宁日，至少也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无有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