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暮年，不知完成多少艰险、包括诸如此类任务的胡秉宸，很少提起自己的丰功伟绩，即便吴为问起也是一笔带过，双目索然，满心怅然，“有什么可说的?当时很要紧的事回头一看，也就那么回事。没有，一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这一次送往大别山的情报之多、之重要，连胡秉宸这样的老交通也颇感责任重大，超乎寻常，担心只用脑子记忆会有差错。
除了细读强记那些情报之外，睿智如胡秉宸者，不过买了一包银行牌香烟，取出一支剥开，将卷烟纸摊平，用极细的铅笔将情报写在上面，再卷成极紧极紧的纸棍塞进另一支香烟，两头用烟丝填平补齐，然后在香烟上扎了一个小眼儿放回烟盒。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把这支香烟点燃吸掉。
此外胡秉宸还带了一个金戒指，缝在棉线袜的边沿上，还有一些金圆券和几块“袁大头”。
不知智者胡秉宸想过没，有，真遇到所谓“紧急情况”，来不及吸掉这支香烟怎么办?用吸烟的办法把情报销毁岂非空谈?
在二十世纪的诸多战事中，这种极其原始的办法居然被各路特工屡试不爽。相信各路特工对这等老旧手法也了如指掌，可不知为什么不能彼此破获，一任对方将情报一一送达。又不知智商高于常人的特工为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于这套路数几十年如一日。
不谈西方一个叫做巴登·鲍威尔的人。那种过于学者化的倾向，一八九O年以昆虫学家的身份为掩护，在巴尔干半岛上获取敌方重要情报，并将情报绘制在对蝴蝶的素描上，以蝴蝶脉纹和脉纹上的色块，表示各种不同武器的配置、数量及位置等等；即便对以农业大国著称的中国农民的智慧也没有充分挖掘。比如请哪位老大妈绣双袜底，那五颜六色的花式和针脚就大有文章可做；或是在衣衫边缘地带，用针线隔三差五缝出数目不同的针脚；或内衣上补块补丁，补丁上做出不同的针法……总之彼时彼地还停留在手工业时代，手工业时代是浪漫的时代，是产生故事的时代，没有手工业也就没有人情故事了。如果没有赵大锤对革命的“惟我独忠”，没有他对“烤一烤就能烤出字来”的怀疑，哪里还有资深交通情报人员被一枪撂倒的滑稽，或胡秉宸被剥得精光的尴尬以及两次情报的报废?
对胡秉宸来说，大别山之行最主要的困难不是危险，而是没人知道情报送达的部队在何方，就连下达这一任务的上级机关也不知道。
即便知道，战争期间部队流动得也非常厉害，今天还在这里，等他到达时或许已经开拔。
每逢遇到难题，胡秉宸首先想到的是他那些四通八达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