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 巴黎尼泽出版社（Paris，Nizet）出版马塞尔·吕弗编定本《兰波诗集》。
一九七九年 日内瓦斯拉特基纳书店（Genève，Slatkine）将《地狱一季》和《彩画集》按初版本编排再行出版。
一九八一年 巴黎加尼埃出版社（Paris，Garnier）出版苏珊·贝尔纳（Suzanne Bernard）编定本《兰波文集》。
我所认识的王道乾（代后记）
熊秉明
一
我和道乾的交往是有些奇怪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熟悉接近到陌生而不解。最后他又有转变，似乎我又可以懂得他了，然而他已到了生命的尾声。我们没有再见面，也没有再通信。我究竟懂得他呢，不懂他呢？很难说。我们有五十年的交情，但是真正接触的日子只有两年。现在执笔忆往事，记故友，不得不留下许多空白。但是这两年间，从一九四七年后半到一九五〇年前半，无论从大历史说，从我们那一代人的个人历史说，都是发展的大转折点，我将把他的遗稿、旧信抄录若干，如此可以较客观地反映我们青年时代的面貌和转折的线索。我们的同代人在今天都属于老人了，读到这些旧信，也许能感到真切而有会心的微笑吧。同时大概也会感到深隐的痛楚。
二
我们相识是在一九四七年。
那一年夏天，战后全国在九大城市统考取录的三百名公费生即将出国，分别到欧美许多国家留学，行前在南京集训。学自然科学的、学社会科学的、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的都有，大家有机会聚集在一起，纷纷作初步的接触和结识。有的是老友重逢，相互庆贺，显出激动和欢悦。大多数人的年纪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各具不同的器宇、才华、抱负、性格，一群所谓少壮菁英者，济济一堂，形成一片活泼撞击的高温气氛。
在赴法的四十名同学中，有一位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的面貌像一幅油画肖像，画中色调低暗，氛围浓郁，两眼很黑，眼光和平而诚挚，静静地停滞在难测的遐思中，很接近草食动物的神情。头发眉睫也很黑、很浓、很密。动作缓慢，说话的声调有些低哑。笑的时候，无论从面肌的表情说，从声带的振荡说，都不是一种轻松爽朗的笑，似乎有些吃力，笑意来得很遥远。在扰扰攘攘中，他好像比别人慢半拍，低半音，居住在另一个坐标系统，他在画中，从画的那边看过来，似一个局外人。而外边的一切，摄入画内，好像受到细细反刍，滋味都被嚼出来，甜的更甜，苦涩的更苦涩。小提琴拉出来，带有大提琴的音色。
我被这奇异的另一坐标所吸引，不禁走过去和他攀谈。
“我学法国文学。”他缓慢而低沉地说。
我暗想果然不错，他那里有文学和诗的矿藏。奇怪的是他尚未到巴黎，却已染上世界艺术之都的情调，或者应该说他原有这情调，只合到巴黎这样的城市去。在科学家、工程师、法学家之间，他显然属于另一种类族。
第一次见面，几句交谈，我们就熟识了。他是王道乾。
三
我们同船从上海到香港，在香港登上“苏格兰皇后号”西行。这是一艘两万六千吨的邮船，在战争期间因为担任运输军队的工作，船身涂了隐蔽的灰漆，尚未改回来，看起来很不起眼。内部的布置则仍然豪华。从香港到利物浦航行了整整三十天，对我们说是一段相当长的假日。每天凭栏对着海天，或者坐在帏幔长垂的大厅里漫谈。船上有酒吧，可以购买酒类和糖点。道乾买了一大瓶威士忌，我买了一盒巧克力。两人都买了烟斗和烟丝，他很能饮，也很能抽烟。抽起来很沉醉，喷吐很浓的烟穿插于谈话的进行。
船过孟买时，英国驻军正从印度撤退，上船来一批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家属中有一个十六七岁的丰采极其动人的少女。我曾鼓了勇气前去请为她画一幅素描。谈话后，知道她是爱尔兰人，父亲是上校。这事在我们的海上生活中引起一定的波动，成为后半海程的主要话题之一。
和道乾谈话不一定是顺畅的，他的特长不在理性的分析，而是一种诗人的直觉的独创性。听他讲话，往往抓不住清楚的思路，但是被他独特的见地、说法、描述、比喻所惊异，所吸引。例如他忽然冒出一句：“本来一点神话就够了。”这句话起的是中断对话的作用。在他的一边，这句话浓缩了许许多多思想；在听者的一边，不免一愣，只能在沉默中消化这句话的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