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 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定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 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 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 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校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 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 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 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 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 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 你。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例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 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 “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也许我见到城 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 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倘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偷。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 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 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 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 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 拘束。一位画家说：
“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
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于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居然一种忧虑 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 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我征住，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就 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她说：
“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 院。‘文革’开始时，我六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 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 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 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分两派，爸爸 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 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 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头头 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 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 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 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 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 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 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 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 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