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个实际上对人口经常地、必然地起作用的抑制 因素起作用的方式问题。
要是任何辽阔的，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土地是在该国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那么对人 口增长的抑制所采取的方式是非常明显而又简单的。在人口众多的欧洲各国，每个农场 或许可以容许人口翻一番，甚至翻两番，而不会造成贫困。但是，人口绝对不可能按同 样的增长率继续增加，这一点极其明显，最粗心的思想家也会注意到。当经过非几的努 力，所产的粮食已达到能养活土地目前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的4倍时，在往后的25年中对粮 食倍增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然而，除了在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上存在着困难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有什 么东西能使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过早结婚，或者使他们不能健康地将大群子女养大。但是， 这种困难必定会发生，其结果，或者是阻止人们早婚，以防止同样数量的一部分人出生 来抑制增长率，或者是使儿童由于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足而身体不健康，造成很大一部人 死亡，从而抑制增长率。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是，人口增长率部分地由于出生人数减少， 部分地由于死亡人数增加而得到抑制。
人们可以恰当地把这些抑制中的第一种称作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而把第二种抑制 称作积极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作用的绝对必要性就象人类没有食物不能生存一 样肯定无疑和明白无误。
当只考虑一个农场时，谁也不会大胆地断言，该农场的农产品能长期地同在特定时 期和特定国家里人们所看到的以每20年或30年增长一倍的增长率在不断增加的人口保持 平衡。人们确实不得不承认，假如允许作最乐观的猜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一定时 期内土地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然而，这样高的农产品增长率是不 可能实现的；要是使土地的生产能力始终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在没有新发明的情况下，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会不断下降，直到再投入一个劳动者也生产 不出供他自己消耗的生活必需品为止。
在这一方面，对于单个农场来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为现有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整 个地球来说情况也必然如此。就对人口增长的各种抑制来说，当地球上的土地在居住其 上的所有家庭中间平均分配时，情况是如此，当现在财产的分配不公平以及人们的职业 存在着很大差别时，情况也必定如此。只是由于这个题目太大而产生的混乱和含糊不清， 使人们在谈到广阔土地或全球时就否认（人口增长与生活必需品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 而当涉及单个农场时则不得不承认。
的确可以预料，在文明的、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积累、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发明， 都能扩大生产的领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原因在制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 方面的作用确实令人吃惊，但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效却不怎么好。尽管节省劳动和 改进耕作制度可以作为将农业耕作扩展到比其它能耕作的土地贫瘠得多的土地的方法， 但是用这样的方法增加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在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 抑制和积极抑制所起的作用。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分到一份土地， 则这些抑制不但绝对有必要，而且几乎精确地以同一方式起作用。由人口的增长快于有 限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 现出来的贫困，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 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也使组成社会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感到凭他们的普通劳动挣得 的实际工资不足以养活大家庭。
在任何国家中，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年收入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过去 如此，将来也总是如此。假如他们的年收入与劳动相比较，还不足以健康地供养大家庭， 前面提到的三种情况中有一种必定要发生。要么养活家庭的困难将阻止一些人结婚并使 其他一些人推迟结婚；要么营养不良引起疾病的发生并使死亡人数增加；要么人口的增 长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受到抑制。
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和对作用于人们头脑的各种动机所进行的最好的观察，在私有 制下，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指望土地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那种希望供养自己和家庭以 及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什么刺激能以足够的力量和持久性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克服人 类天生的惰性的设想，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以来，根据公有财 产的原则进行的一切尝试，要么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不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要么以最明 显的失败告终；而当代教育所引起的变化在使将来的情况有所好转方面似乎也不能前进 一步。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人类仍然保留着他们现在所具 有的同样的体质和道德素质的情况下，除了私有制外，没有别的任何制度能提供哪怕仅 有的一点机会来养活目前人们在许多国家看到的如此庞大而又日益增长的人口。
但是，尽管看起来除此以外几乎完全没有凭经验得出的任何结论，然而，作为对生 产的巨大刺激因素的私有财产法确实限制生产的发展，它经常使土地的实际产量大大落 后于其生产能力，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有扩大耕 种面积的充分的动机，除非有足够的报酬使他们不仅能用来支付养家糊口（至少要养活 妻子和两三个孩子）所必需的工资，而且能取得所投入资本的利润。这必定不包括可以 用来种植谷物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即：在公有制下，可以将人 们充分地刺激起来从事劳动，耕种土地，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增长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土 地绝对不能再增产一夸脱粮食而整个社会全都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奔忙。但是，显而易 见，这种状况必定会导致最大程度的贫困和倒退。假如私有制能使人类防止这些弊病发 生（这一点它通过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享受发展艺术和科学所需的安逸生活肯定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做到），就必须承认，这种对扩大耕种面积的抑制会给社会带来非常明显的效 益。
但是，或许还必须承认，在私有制下，耕种有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在一个 时期内不为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当原先的土地分配极不公平，而且各种法律并没有提供 充分的便利条件来改善土地的分配时，这种情况特别可能发生。在私有制下，对农产品 的有效需求必然来自财产的所有者；尽管在最完善的自由制度下社会的有效需求能得到 满足这种情况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有效需求者的爱好和需要经常地、必然地对国家财 富的增加最有利这种认识却是不正确的。要是一切都听其自然，在土地所有者中对打猎 和保护野生鸟兽的爱好必定会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满足，从它必须用以达到目的的方 法看来，对农产品和人口的增长必然十分不利。同样地，拥有剩余农产品的人们对消费 制造品没有浓厚的兴趣，若是不由对私人随从的强烈欲望充分补偿的话（实际上是决不 会得到充分补偿的，则必然会引起对劳动和农产品需求过早的呆滞、利润过早的减少和 对土地耕种过早的抑制。
无论导致付给整个劳动阶级的工资不充分的供求状况是由不良的社会结构和财富的 不适当分配过早地造成的，还是土地比较地枯竭必然造成的，这同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或 对人口增长的抑制的必然存在几乎没有关系。劳动者几乎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困难，这种 困难几乎必定产生同样的后果，不管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我们所了解的每 个国家里，劳动阶级的年收入不足以健康地养活他们的大家庭。我们可以有把握他说， 人口实际上受到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的抑制。又，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充足的工资，加 上一切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就业，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是从所未有的，除一定 的时期外，那时古老国家的知识和勤劳在有利的情况下应用于一个新国家--因而，不能 认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引起的压力在遥远的未来才会产生，当土地不肯生产出更多 的粮食时，人们就会感到这种压力，实际上这种压力目前不仅在地球的绝大部分地区存 在，而且除很少数国家外，几乎经久不变地在对我们有所描述的所有国家起作用。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管理水平、财产的分配和人们的风俗习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 把土地资源开发出来，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假定在这些方面立即发 生最有利的变化，就可以认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对生产的鼓励也许会达到这样的程度 --在一些国家在短时期内而在另一些国家在较长的时期内上述对人口的各种抑制的作用 会减少。特别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情况经常扰乱我们的注意力，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产 生错觉的巨大根源。它使人们相信，他们总能使土地生产出比充分地养活自己和他们的 家庭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人们或许一直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为此我 们要完全感谢我们祖先的愚昧无知和拙劣的管理。要是他们把土地资源完全开发出来， 可以十分肯定他说，我们现在要增加粮食生产就一筹莫展了。假定只从征服者成廉一世 时起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管理得很好，财产的分配和富人及穷人的风俗习惯对于农产品 和劳动的需求也都最为有利，粮食和人口的数量就该比目前大得多，然而各种降低对人 口抑制的手段无疑也要少得多。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表现在，目前几乎全世界的劳动者 都只能取得较低的工资，它部分地是由土地的必然的状况引起的，部分地是对农产品和 劳动的需求的过早抑制所造成的。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人们觉察出来， 它不容许人们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有任何松懈，因为它是完全地、必然地由土地的状况 造成的。
那么看起来，对人口增长的必要抑制的相应强度几乎不依靠人类在耕种土地中所作 的努力。倘若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以最有见识的、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引导，那么使人口 同生活资料保持相应水平所必需的抑制，非但不会减轻，反而很有可能会发挥出更大的 作用，而且劳动阶级的境况由于取决于获取生活资料的便利，非但不会得到改善，反而 很可能会恶化。
所以，我们认为，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人类的行为和制度，使人口的自然增长必然 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
自然法则决定着当不存在抑制时人口的增长率，也决定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用以养活 人口的食物的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增长率。但是，尽管自然法则无疑是使人口增长必然受 到经常而巨大的抑制的原因，然而，人类和社会制度也负有非常巨大的责任。
首先，人类和社会制度肯定要对目前地球上人口稀少负责。倘若社会制度和人们的 道德习惯几百年以来一直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农产品及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几乎 所有大国，不管多么先进发达，其人口都可能是现在的2倍或3倍，许多国家的人口则可 能是现在的10倍，甚至100倍，而所有居民的生活却会象现在一样好。
其次，尽管在改变人口所受抑制的相应强度方面和在改变这些抑制对实际人口所施 加压力的程度上，人类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暂时的，然而，人类对抑制的性质和 起作用的方式上却有着巨大的、十分广泛的影响。
政府和人类（社会）制度并不是在消除人口所必然受到的抑制（即人口增长必然会 受到抑制，而不致充斥全球，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违反自然规律而不可能发生的事） 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在对这些抑制加以引导，尽量减少给社会道德和幸福造成 的损害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获知，它们的力量是巨大的。然而，尽管 如此，必须承认，政府的力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因为要达到的目的主要靠个人 的行为，个人行为难以凭借法律产生直接的效果，尽管它可能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影响。
我们如果更加仔细地考察那些被划归为预防性和积极两大类的抑制所具有的性质， 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