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小说中常说的一句话，“这就是人生。”当我温习到有关于这两个美术教员一生种种，和
我身预其事的种种，所引起的回忆，不免感觉到对于“命运偶然”的惊奇。
作者至今还不曾和我见过面，只从通信中约略知道他近十年一点过去，以及最近正当成
千上万“接收大员”在上海大发国难财之际，他如何也来到了上海，却和他几个同道陷于同
样穷困绝望中，想工作，连购买木刻板片的费用也无处筹措。境况虽然如此，对于工作却依
然充满自信和狂热，对未来有无限憧憬。摊在我面眼前的四十幅木刻，无论大小，都可见出
一种独特性格，美丽中还有个深度。为几个世界上名师巨匠作的肖像木刻，和为几个现代作
家诗人作的小幅插图，都可见出作者精力弥满，设计构图特别用心，还依稀可见出父母潇洒
善良的秉赋，与作者生活经验的沉重粗豪和精细同时并存而不相犯相混，两者还共同形成一
种幽默的典雅。提到这一点时，作品性格鲜明的一面，事实上还有比个人秉赋更重要的因
素，即所生长的地方性，值得一提。因为这不仅是两个穷教员的儿子，生长地还是从二百年
设治以来，即完全在极端变态发展中一片土地，一种社会的特别组织的衍生物。
作者出身苗乡，原由“镇打营”和“旱子坪”合成的“镇筸城”。后来因镇压苗人造
反，设立了个兼带兵勇的“辰沅永靖兵备道”，又添一个专管军事的镇守使，才升级成“凤
凰厅”，后改“凤凰县”。家乡既是个屯兵地方，住在那个小小石城中的人，大半是当时的
戍卒屯下，小部分是封建社会放逐贬谪的罪犯（黄家人生时姓“黄”死后必改姓“张”，听
老辈说，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二百年前居民即有世代服兵役的习惯，习军事的机会。中国
兵制中的“绿营”组织，在近代学人印象中，早已成了历史名词，然而抗战八年，我们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