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了亲他的脸蛋，又给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亲煮好的热面条。之后，我和母亲 度过了一个高兴又酸楚的夜晚。我们是三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下的，母亲告诉我写字台上 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谋生手段，孩子姥爷（张沪的父母亲）每 月支援一点，加上我曾有一点稿费存款，日子还能对付。我对母亲说的几乎都是让她宽心的 事，比如，报社把搜查时拿走的东西，如数退还了等等（其实是否如数，我根本不知道）。 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说了如下的话：那书咱就别要了，你看看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们有文 化的人。我母亲是个大字认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个年代讲出这些话来——并被后来的历 史所证实，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着儿子从众的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无知而纯洁的孩子，高兴得蹦着跳 着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邻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则把人间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刘家， 东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对我有着本能的同情；外院的迟家与王家，家里都有人被关在 大墙之内，所以有着同病相怜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没有歧视的目光 扫射过来——但有的知识分子邻居，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了想，为了避免多余的话，还是 打主动仗为好，因而不等询问，我抢先告诉他们：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尽管这样，霍家大 妈，刘家大嫂还是问这问那，并一致说我精神很好。我自知这是对我的安慰，还是感到如梗 在喉，有说不出的酸楚与苦涩。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与小儿子在照相馆合影完毕。小小人儿紧紧贴着我说：
“爸，你总不在家，怎么只休息一天？”
我支应着。
“别人的爸爸，都住在家里，你也搬到家里来住吧！”
我正在想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才好，他的另一个不解的问题又提了出来：“爸，你放假 回家了，妈妈怎么不放假回来？”
我不能不欺骗童真了，我说：“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么时候？”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们走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小儿子的心中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而 这些为什么都是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沉默无言为好。小儿子在高兴中还提 出些什么，我己无法述说清楚，但在这个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还没有去派出 所报户口呢！本来这是昨天晚上就该办的事情，因归家心切竟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而此 时，小儿子又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带他去派出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久别父亲的孩子， 好容易享受到一点点父爱，不愿离开我一步。我只好匆匆地先把他带回家，对母亲耳语了几 句，让母亲把他哄骗在家里画火车（他从小爱画火车，于1979年我彻底平反时，他考取了 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属于景山派出所管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个被专政者的身份，走 进公安机关。好在派出所的户籍警，听完了我的自报，并没询及我其他问题，这使我在走出 派出所时长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才知道，管界内的被专政对象多得很——我因为是初涉雷 区，自然是充满了不安。也算凑巧，在胡同的拐弯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们那一片的片 警小刘，我只管低头走路，自然是他首先发现了我。
“喂，你回来了？”
我过去总叫他小刘，此时却喊不出这个称呼。我连连点头：“农场放假一天。”
“你现在在哪个劳改农场？”
我如实告诉了他。
“好好劳动，国家总有一天会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
我见他态度和蔼，便大着胆子对他说道：“刘同志（是不该称同志的，但我找不到更为 合适的称呼），我家里只有一老一小… ”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烦你了。”
话也只说了这么多。他虽然不忌讳我，但我怕给人家找麻烦。在那个岁月，一个身穿警 服的人，主动与一个等同于反革命的右派打声招呼，就算是有胆子的了——我有这方面的自 知之明。回到家里，与母亲说起路遇小刘的事儿，母亲告诉我，他曾来过我的家，问过有什 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是势利眼的小人。中午，母亲给我烙的肉饼——当时的肉是 定量供应，我那一顿肉饼，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