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维森笑了，对我说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话：“我说从维熙，你真是被关呆了，逃犯 有自动去派出所报户口的吗？你别在这儿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机关都是一家子，彼此会互通 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劳改队的铁丝网。当我更换衣服的时候，同类们自然羡慕不已。我至今还 记得曹克强咧嘴笑时的那一口黑牙：
“同学们，你们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预言。想当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战船 上，见乌鸦绕船而飞，我们那位老爷子知道那是凶兆，于是有酒后赋诗，装疯卖傻地在舞戟 之时，刺死了他身旁的谋士。我们那位老爷子，以为见血就可以避凶，躲过赤壁之灾；可是 他忘记了一点，乌鸦这种玩艺儿，对权势来说是没法逃避的克星。反过来说，对于无论甚的 贱民，则是大吉大福之兆。维熙你老兄能够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乌鸦屎的福。”
我只好说：“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嘻笑声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没有吃晚饭居然不知道肚饥。黄村车站，在团河农场的西南角，而 三畲庄则在农场的东北角，我要徒步穿过大半个农场。因为适逢周未，见许多刑满释放或解 除劳教后强制留场就业的农工，骑着自行车逆我北上。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也可能成为那 些“飞鸽”中的一员，每个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机缘。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涩，难道一个知识 分子，最好的结局，就是纳入“飞鸽”的队伍？茶淀的老乡戏称这些就业人员为二劳改—— 就是说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离开专政的囚笼——这不是我的近虑，而是我的远忧。
我是在永定门转乘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的。冬天大黑得早，没走出农场时天已然黑了， 待等汽车快要开到我阔别了三年多的那条魏家胡同时，街上已经行人稀疏。我暗自庆幸我是 晚上回家，没有熟人能认出我来。但随着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狂跳了起来。不 远处传来小贩吃喝着叫卖“紫心萝卜的声音——这声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 这个时刻，我都丢下耕耘之笔，跑出院门，买上一个又凉又脆的萝卜，嘎叭嘎叭地咬上几 口，以助文趣。但此时我却怕与那个卖萝卜的老头碰面，他走北墙根，我走南墙根——一句 话，我完全是一个过街老鼠的心态，似乎那些与我无关的路人，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我的猫。
古语说：作贼心虚。在那个专政年代。不是贼的人，内心也像是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 下地不得安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那天，幸亏把门的高家，还没有关上院门，我轻轻 推开院门，又轻轻地关上。我家住在后院，可想而知我会脚步无声地穿过前宅。当我来到后 院我母亲和我儿子住的西屋时，三间屋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我一边叩打有灯的那面玻璃 窗，一边轻声喊了一声：“妈——”
“谁呀？”
我的心在颤抖，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同样失去了常态。
“是我！”
够了。世界上最熟悉儿子声音的是母亲，她匆匆地拉开了屋门别棍。老母亲开门的速度 之快，显然是由于她的兴奋和惊愕。然后，她匆匆地关闭了房门，满脸恐惧地对我说：
“你怎么回来了？”
“妈，您放心，是队长叫我回来的。”
母亲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是真？”然后，泪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双 腮。
临近家门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绝不流泪。家里家外。就我这么一个男子汉了，不 能对一老一小轻洒泪水。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能回家您该高兴，说明我的问题有希望解决 了。”
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说过人太胖了不好吗？现在我们能够天天吃上白面馒头了，比茶淀强一百倍 了。”我说，“您想想，团河才离家几十里地远，等于就在您的身边！”
母亲还想多说些什么。我说：“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还没吃饭哩！”
这句话起了作用，母亲赶紧捅开火炉，给我弄吃的。借着这个空档，我悄悄走到床边， 仔细端详与我阔别了三年多的小儿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脸儿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 天玩累了，我与母亲刚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让他的梦随着我和张沪 的处境，而变得像破碎的肥皂泡。过早地告别童真，对孩子是个最大的痛苦。眼下他还不知 道什么叫右派，也还没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数题——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洁 的额头上，会提前出现皱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