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 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 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 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 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 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 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 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 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 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时的情形），他便站到窗 子前边去，大口大口地吸烟。凭着我的直感，他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于彼此的地 位有霄壤之别，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时他还去抚摸一下在屋里坐着的那只 狼狗，似乎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但当我提出要回监舍时，他又让我接着说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忆不起来究竟又谈了些什么了，但我记得直到屋内亮起了电灯，我才从 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不无后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说 了这么多，而董没有表一句态，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在1959年向党交真心时，自己不是 没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要是把对大跃进、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大放卫星”等问题的真实看法，藏之于心，不吐出唇，何以会落个如此下场？！文 人理性思维总是个负数——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责骂着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内，同类们听了关于“一麻袋书”的事，都分析这是好事。
“为什么早不还，两年多了今天才还回来？”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梦呓声中，我曾经一度死了的文学梦想，在内心深处被重新点燃了。当时 正值冬日，每天的劳动项目，都是沿着凤河河堤挖坑种树，活儿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见 团河宫的亭台水榭，对比茶淀确实有一种走进了伊甸园的陶醉感。于是在周日休息时，我开 始了在纸上的涂涂写写，编织铁丝网时构思的《彩凤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虽然身在梦 中，但还是清醒地看到，一个没有摘掉右派铁帽的人，是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我期冀 着能有摘帽的幸运——因为王蒙、燕祥、绍棠……都是在摘去了头上的“桂冠”后，才有作 品重新问世的。
在此期间，我的知识分子的轻浮症，可以说暴露得一览无遗。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名人说 过这样的话了：看一个人的质量，最好就是看他在最得意时，是一副什么神态；再看他在最 失意时，是一副什么面孔。回眸那一段时日，我失意时到还没失小雅，但是过早到来的得 意，使我今天为之汗颜。记得，鲁陆山就曾变相地提示过我，现时是一块铁，一切温情的梦 幻，都不过是一枕黄粱。但是自从那些昔日的书被归还之后，我的心态便开始升温——直至 我有心去勾勒小说。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待那一段日子，也不无可取之处。人生在世，总是有希望才活 得痛快一些。昔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精灵，若同一剂灵丹妙药，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哪怕是在地狱中度日，也能找到诺亚方舟之桨，把地狱中的魔鬼，划到天国的极乐世界 中去。其实，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和中同知识分子似曾相 识，在那苦难的岁月中，阿Q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梦中之舟。
有一天，我们又在凤河旁边挖坑种树的时候，天上有一只乌鸦，飞过我们的头顶。不偏 不斜，把一泡乌鸦屎正好拉在我的衣袖上。自古以来，乌鸦在民俗中就不是吉鸟，那么它的 那泡稀屎，则更是凶兆的象征了。这泡乌鸦屎，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怎么它不拉在别人身上，而偏偏拉在你身上？”
“这里边大有学问！”
“有会解梦的没有？”
“有！”
于是这泡乌粪，成了阿Q们苦中寻乐的话题——而被黑乌鸦钟情的我，也就成了被评说 的众矢之的。本来，我干活时穿的是一件来团河之后才换上的新棉衣（当时衣着只有蓝色、 黑色），心中已然十分不快；而那泡稀屎落在我的袖口上，又难于把它立即擦干净。没有办 法的办法，我用挖坑挖出来的土块，在袖口上抹了很久，才算把那黑白混杂的乌粪给抹掉 了。因而我面无笑容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乌鸦落在了猪身上——黑找黑！”
“这是同类相亲，黑乌鸦对‘黑五类’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