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年岁讲，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了。那桩事儿，你万万不能做！你要是真走这条路， 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 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妈这个时 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 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亲。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 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 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 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 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 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花，就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 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 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 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 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 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 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 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 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 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当时凤河的水已经结冰，但张君的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 中解冻。我没有叛逆生活的勇气，但我非常崇敬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类型——在我的认知中， 这种类型的同类，远比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同类，魂魄里多了一种自我珍视的不屈精神。不知 是不是因为张君也钟情于文学，他曾流露出对才女林昭的倾心，上海当时是个管理非常严格 的城市，他居然敢溜进大上海，偷偷与自谋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见了一面。我在听他向我陈 述他与林昭会面的心绪时，感受到他对她的真心倾慕。他说：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 安。因为林昭对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跃进连着的大饥饿，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他只是以流 浪达到苟且偷安的所谓自由；而林昭则在上海不断上书中央，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 前途的忧虑。事实证明了张君对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断反对“文 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这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优秀知识分子，最后咬破手指在囚 衣上写了个大大的红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拉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无畏的 英灵去了之后，残暴成性的刽子手，还去她家收取子弹费（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 后，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学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北京曾为她开了一个 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会场上除了悬挂着许多挽联和寄自全国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别引 人深思的有两件东西：一是林昭在狱中写的血诗；二是悬于她遗像之旁的一幅无字的对联。 其诗因太长在这里略去，但是那一幅无字对联，却使人无法忘却。其上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 大的惊叹号［！］，下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对联真是无言胜有言，将永 远启迪后人去思索，去评说）。
当我还在北京日报当文艺组的编辑时，只是听说过林昭的名字，张志华在对我回叙他当 逃号生活的凤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其 对中国命运的执著关注，可以与“文革”中的张志新相提并论。当她己然是个无畏斗士的时 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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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我的书与梦
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 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 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 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 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 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 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 《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 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 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 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 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 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 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 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 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 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 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