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火与冰同流
刚到三畲庄第一次与新相识的闲聊，之所以使我难忘，因为他是在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 孕梦的时节，我遇到的头一个无梦的人。可以这么说，在那个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 来观察现实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绽露出来的温情，使最底层的 我们，如同在严冬睨见春阳，成了孕生各种梦幻的外在依据。不过由于文化层次和原来从事 的工作不同，孕梦者的梦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异。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干部，梦系 原工作单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开除的大学生，在心态上则和机关干部，有着不小的差异。 他们更少精神负担，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儿都行；其中，梦境最为孟浪的莫过于一些 有专业特长的老右们了。道理十分简单，在广州会议上，陈毅曾当场为写出过话剧《洞萧横 吹》的沈默君平反，并在餐桌上向他祝酒。汇集在三畲庄的同类中，属于文学艺术界的有北 影的巴鸿，青艺的杜高，戏剧学院的徐公瑾，芭蕾演员郭东海，民俗漫画家赵华川，油画画 家朱为民……还有我这个曾经出版过长、短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出于精神本能的感知，觉 得这个广州会议离我们更为贴近。再加上文人艺人的思维特征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内， 因而梦的色彩最为斑斓。
记得，在离开茶淀农场的前夕，管理我们的劳改队队长李文山，曾特意恩准我去东区女 队，与我的妻子张沪话别。因为劳改队中女右派人数极少，不可能与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 驿站，她们还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虫声声哀鸣之夜，她曾给我的梦幻，泼过一盆令人心 悸的冰水。
她说：“你真的相信我们的命运要有转机了吗？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极‘左’的 根子埋得极深。我爸爸你是了解的，他1929年入党，后来去了延安；他对我讲过红军长征 时肃反、胡抓‘AB团’的事情。其实，极‘左’路线早有前辙… ”
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爸说你还十分单纯，不愿意对你说的过多。”
“什么叫‘AB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中文中掺杂着英语的名字。
张沪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说话十分直率：“你就甭管这个洋名儿了，党内老同志 都知道这个名儿。给你举个例子听，当年14岁从湖南参加了革命——你认识的团中央第一 书记胡耀邦，在长征途中，曾被打成‘AB团’的反革命，差点给杀了头。”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条党内新闻——50年代中国一片革命激情，这些党内的陈年往 事，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写过这方面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除了欣欣向荣，就是一片轰轰 烈烈；当然从反胡风运动起，已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一点点气氛紧张—— 但我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没有人对党史有着探源性的研究。更为重要 的是，一些经历过革命烽火而走进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对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 于工作繁忙，还是出于什么难于启齿的原因，没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书，对极“左”路线 进行过严肃的清理——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于极“左”路线在几十年中究竟 有过多少次的回潮？又在这种回潮中，留下过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国 人几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毫无所知。因而当我听张沪谈及这件真实的往事时，心中感到 一片茫然。
“还有王实味的死。”她提示我，“这你总知道吧！”
“我知道。他写了反党的《野百合花》。”
“你读过吗“
“这种书上哪儿去找？”
“你没读过，怎么知道它反党？”她说，“人家不是也说你的小说反党吗！不然你怎么 到这儿来了。其实我们党的历史，极‘左’始终在延伸。还有个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认 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我虽然觉得她的话不无根据，但是并不能说服我：“无风不起浪，这么多老右向北京集 中干什么？王蒙、邵燕样、刘绍棠，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这是党内领导层内，一批求实派占了上风。这是暂时现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楼’； 这是我在党内多年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强求你接受。但是你们文人，生来就爱做 梦；怀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么不说点吉利话？”
“我这个人更重理性。”她发觉我无法从梦幻中走出来，最后只好说：“当然，我也希 望好梦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你离北京近一点，对老太太（指我母亲）和我们的小 儿子，心理上也是个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