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唇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府改造的 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有衣服兜 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我身体还没有浮 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为难，我 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没设检查岗，你 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他说： “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里 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 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我的责任。”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 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 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 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 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大，便坐 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 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 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 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 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 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 “586”，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 他；当她追踪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 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 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 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 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 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 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 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 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 ”的木 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 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 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 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 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 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