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您管内勤应是不该忘记的。”
他风风火火地检查着存放物品的花名册，又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拿出“英格表”，叫我 签了收条。
“还有一支罗纹派克笔呢！”
“来不及找了，你看，那边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装起手表收条，回过头来对我说， “到了兴凯湖给你邮寄回来。”
我讷讷地站了一会儿，目送着那些刑事犯上车。
车开了，曹、严等昔日在营门的干部，都随车去了兴凯湖。
回到帐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笔带来的忧郁？似乎有这个成分在内。这支笔是 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使用过的，不知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心，反正挺刺激人联想 的。当然，更使我产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劳改干部，和我们心灵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来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 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 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后来和我在一 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 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 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 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 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感兴趣。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 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 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 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他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 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 查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 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迸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 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愉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 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我从 他枕下抽出来书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 懂德文，会怀疑你读的是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 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么？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产 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 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 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 干活唱，休息时也在唱。他个头矮矮，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茬，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 他不唱民族歌曲，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茶花女》什么的。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 居，盘问一下徐恭谨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在右派群体中，我们都称他为“老活宝”，对此 他毫不气恼，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和常态相悖，使 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天我俩奉命去食堂给集体打饭，食堂里的窝头不知因何没能按时下 屉，我和他靠在荫凉的墙根下闲扯起来，我才找到了他今日变态的生理依据。从他划为右派 分子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已声明和他彻底决裂并脱离关系。这个打击几乎将他置于死地。 当他从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欲念，他就强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欢乐，是 他首先要从头脑中驱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说，成天地唱，不让脑袋 有瞬间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精神变态狂。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能呼吸的活人，无法 割断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饰着辛酸悲楚的内心，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同 情他——从心底怜悯这个“同类”。
后来才知道伙房误了开饭时间的原因：日前伙房里出了一桩凌亵女号的案子，不知是伙 房里的哪个男号，在蒸窝头时用玉米面捏了一个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后故意送到女 号那边去。女号发饭时惊叫起来，便找来女劳改队长控告伙房。刚才伙房正在开会，追查制 造这个模拟性器官的元凶哩！
“混蛋——”肖乃信提着菜桶，走在归途上愤然地骂了起来。
我只是低头苦笑着，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