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 ”
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 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家住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 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 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 不期而遇。我佩戴着二中胸章，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有她对我裤子破了洞抱打不平 之举，使我和她都萌动了少男少女之情怀。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却胆怯地不敢去拨 动电话（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有一台老式摇棒电话机）。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要我 去西单蟾宫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的《绝代佳人》电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约。
是怯懦？有这个成分。是缺乏严密条理？这正是少年“维特”之缺陷。我在这场初次约 会中，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解放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 学系主任），这个愕然之举，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导致了初约即是幕闭之结 局。但我一直记住了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一直寻觅她的消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她 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飞往台湾。因而，在1988年春节前夕，台湾《联合报》副刊 向我约稿时，我涂抹了《寄梦》一文，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 平安，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鹿回头》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梦是寄给她的。文中我重忆北 平少年时代旧事，祝福她阖家幸福，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妇“尹雪 艳”，而是青春永驻。心灵永远年轻的“刘惠云”……
梦！是个梦！当我步入生之冬季，在这多雪的冬天，重温我少年时期，它是一个凌乱而 混沌的梦。那不是初恋，是朦胧中青春的苏醒，是儿女情愫第一次撞击心扉。但是这一切都 由于我欠缺理性思维，而自我扼杀了。
少年时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让自己引为耻辱的“裤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 第二个带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学，当公榜贴出录取名单时，我竟然漏看了自 己的名字。为此，使在北平以当保姆谋生并供我上学的母亲十分伤心，连长叹我不如我爸 爸的小指甲盖。殊不知是我马大哈成习，所导致的后果；待我知道我被录取时，又因没能及 时报到，名额己被后门考生取代（这不仅使我刺伤了母亲的心，还失去了与王蒙同窗之机 缘，王蒙亦于当年考入平民中学）。没有办法，我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老姨，找了在北平 市政府任职的亲戚，经过他疏通关系，我走进了北平二中的课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与解放 后的北京二中一样，都属于一流的重点中学，对于我这个厌恶数、理、化的学子来说，无疑 是个灾难。小代数中X＋Y＝Z的公式所嬗变出来的各种数学方程式，使我苦恼万分；并非是 我不想知晓其中的奥妙，但就是没长着那样的一颗脑袋，死活进入不了阿拉伯数字海洋，解 不开那些数字之谜。由于资质和秉赋之故，在期末小代数考试中，我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 了绝无仅有的一个——我得了0分，吃了鸭蛋，成为该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级的留级生，创 造了我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也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就赋予人的以下几种类型：理性思维 型，感性思维型，感性与理性交织型与痴呆型。我自认为我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感性思维丰 腴，理性思维枯萎的少年。在儿童时，我躲到缸缝里去看武侠小说，而又没有去少林或武当 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因为在我爷爷和我姥爷之间，我崇敬爷爷的满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 爷能舞关云长式的青龙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后，我接触到了笑天主编的一本《太平洋月 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读了又读，竟然有了写文章的梦幻。假如寻找我的处女作的话，应 当算是“裤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学上六年级时的那篇习作。当时，我的一双童眸， 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糜烂，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 骨”，激于少年义气，我写了一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的东西（非小说、亦非散文，算 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沓无回音。
进了二中，我读了许多小说。除去日伪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写 抗日战争中儿女浓情的小说《青青河畔草），读得滚瓜烂熟（此部小说改成了电影，女主角 由王丹凤主演）。二中教小代数的老师姓蓝，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提问我说：“我刚才讲的什 么？”我站起来，茫然不知所措，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蓝老师说：“你有什么病？你不 看黑板，两眼总朝窗户看什么，那儿又没有金凤凰！”我的同座同学叫李玉成，他的数、 理、化才能比我强不了多少，属于班内倒数第二。下课之后，他同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 在想什么，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弹伤及了双眼，在医院里和女主人公的 邂逅相逢呢，那情节使人难忘。对吗？”
真算是知己知彼，一矢中的。因为我读《青青河畔草》时掉过泪，书页上留下了我滴在 书页上的一圈圈泪水。事隔多年之后的80年代未，我接到鞍钢总工程师焦玉书的一封来 信，他说他读我的小说想起了我，他当时正从北欧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因时间紧迫不及会 面。我复信给焦总说：“同窗之时，你是班里的理、工科尖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理所当 然。我自小属歪墙斜木，歪嘴和尚难与释迪牟尼媲美，当时只因机缘，使我误入二中这所学 府圣殿，使我们成为同窗。为此，解放后的二中，曾几次要来家拍我的录像，作为学校资料 存档。我一直婉拒，因为我这个留级生，生怕误人子弟，沾污北京二中名声… ”
二、玉米粥泼在母亲身上，也泼进了我心里，“… 要依靠自己”，寡母的叮咛为 我输入了向命运抗争的血液。
母亲为我的留级神伤至极。当时，她正在内务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对门，为一个祖孙三代 之家当保姆。母亲怕我难堪，不许我在同学们之间张扬，更不允许我带同学来主人家打扰。 土地改革年代，从氏家族中在乡土虽无恶迹，爸爸又是被国民党关押至死的知识分子，因家 庭阶级成分属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脱时代变革的洗礼。毕业于辅仁大学国语系的家叔，便成 了维系全家生活的顶梁支柱。当时，他先在北平万慈中学当语文教师，后去通县男师及男师 附中，担任教导主任。我爷爷、奶奶及我另一个家叔和婶母的生活负担，都背在当教师的叔 叔背上。他本来就是驼背罗锅，因时代巨变，他身上的负荷变得更为沉重。我母亲生性好 强，一不想寄生于我舅舅家（他是当时财务局的财税科长），二不愿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负 担，便毅然走进这个三世同堂之家，为供我上学而当了佣人。
我每次避开同学悄悄溜进那扇红门之家，心中便顿生悲凉。常＃见到的一个镜头则是， 母亲在一个大铁盆里为三代人洗着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后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来搓 去，肥皂泡沫沾满她的手臂。她勤奋而无休止地劳动，全然是为了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留级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于门侧。我深知这对失去丈夫的寡母，将如尖刀剜心，思考 再三，还是拐弯儿告诉母亲比较妥当。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小姑（后来， 国民党南逃之前，曾在北京招聘一批到台湾从事国语教学人员，我小姑报考被录取，于 1948年去台湾当了教师，她生性乐观豁达，是爷爷和母亲之外，最最喜欢我的人），听了 我尴尬的陈述之后，反而开导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干脆，去 通县师范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动员我母亲松口，能允许 我离开北平二中。
记忆中我的离校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母亲受我父亲的影响极深，虽然她并无 文化，但从父亲那儿趸来了这样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 母亲劳作的家庭主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都一致反对我离开二中，要我宁可留级，也不 要离开二中，因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了通县，要 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我母亲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 上了“恐共症”，于1947年底，即准备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 因为我母亲难在慌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亲说。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留级了。”母亲又说。
我也应声着，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亲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 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变得太严肃了，太 条理化了。像小时候看见母亲开鸡窝那样，天亮了把鸡放出窝；天黑了鸡回窝，又把鸡窝石 盖顶上。
由于母亲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亲一块 儿去往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 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 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以及两个叔婶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8口，挤 在西门内东北后街的两间房子里，加上我母亲，9口人两间房子和一个过堂间（做饭用的过 堂间，摆满锅碗及灶具等），挤得如同蜂窝。焦点问题中的核心，是我母亲和我是没有依靠 的孤儿寡母，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亲和爷爷时，便目睹到了一场我婶母 抢我母亲手中粥碗之断肠戏剧。那年我16岁，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点人间的世态炎 凉：
“你滚— ”婶母一边夺着母亲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边对我母亲下逐客令， “他叔（指我当教导主任的叔叔）没钱养活这么多的闲人！”
我母亲本来就个性倔强，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又没吃你的饭，是他叔同意我们母子俩 来的；维熙上学又没花你的钱，是我把婚嫁时的首饰卖了，交的学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