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梳理不清自己是中了什么邪，就是止不住泪水。事隔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对自 己那天的失态，有了一点理性的分析：我是在非人的生活中生活得太久了，面对人间真情的 突然袭击，一时之间难以承受——但是极为可贵的是，它像一声惊雷一般震醒了我的灵肉， 我是在那次泪水洗面之后，还原成为一个人的！那种力量犹如雷击朽木，使我这棵枯木，在 那一瞬间重新萌蕾吐芽。
我十分看重我在临汾时，理性与感性的再生。也许就是它支撑着我，勇敢地走向倾吐真 情的文学之路的——这就是我死而后生的全部，而无其他。到了1979年初，北京终于来人 要我重回京城了。那天是该年元月6日的午夜，临汾文联的所有同志，在白天给我饯行，晚 上又亲情难舍地把我和我的那些劳改纪念品，送上了火车。文联中年纪最小的王鹰，还特意 为我买了许多干红的枣儿，送到了车厢中来。我的眼圈湿了，对郑老及送行者说：“我一定 回来看望大家。你们是给我雪中送炭的人，我一生难忘（于1983年，我偕北京作协的斤 澜、友梅、绍棠、心武曾重访临汾，以答谢对我融冰化雪之情）！”
至此，历经了22年告别京城文坛的生活之后，我踏上了重回京城文苑的列车。
车轮滚滚向前，我身后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劳改驿站。它们的名字是：塞外的营门铁 矿，海河之滨的茶淀农场，北京近郊的团河农场，山西的曲沃砖厂，晋普山煤矿，大辛庄农 场和伍姓湖农场——临汾是把我从鬼还原成人的中转驿站。多少凄楚的往事，无数的苦涩酸 凉，如烟似梦地一起涌进了我的心扉。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要用理性把它从头到尾反刍一 次。这么多年的生活，将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的悲怆的乐章。
鲁迅先生说过大意如是的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们看。我想我并非偏爱 悲剧，而是20年的苦难生活，使我与轻歌漫舞绝了缘分——这倒也好，良药苦口，苦书警 世。这是中国自古至今，传流下来的两句极富有哲理内涵的名言。
感谢生活。假如没有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我的生活将会是一生平平。那不仅少了人生 的曲线，更无法体察中国土地所独有的色泽。当然，我为此而交出的学费是昂贵的——那就 是我从24岁到44岁的青春年华。但是反过来想想，如果不交出这笔学费，我就是个后半生 开顺风船的角色，会有什么作品问世呢？那些被称之为大师级的作家们，在解放后这几十年 的漫长岁月里，究竟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学遗产呢？我想，他们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一定为他们虚掷了时间和才情而遗憾。有鉴于此，我对于自己在社会最底层，上了20年的 人生课，无怨无悔！
1998年4月底于北京
------------------ 亦凡书库 扫校
金陵寻梦
在80年代初，唐人先生曾写出多卷体的长篇小说《金陵春梦》。小说主要描写蒋家王 朝的兴衰过程，最后以南京的王朝日落——国民党的分崩离析而收笔。1979年我重返文坛 之后，心中始终难忘发生在金陵的另一个灰色的梦：它与蒋家王朝的覆灭无关，完全是在新 中国历史中发生的。
“文革”时期的1970年冬日的一天，从劳改队遣返回南京的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年 剧作家杜高挎着菜篮儿上街去买菜，在街头看见了一张处决反革命的告示。不看不知道，一 看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被处决的4个人都是与其在同一条劳改队大炕上睡过觉的知识分 子——他们的姓名是：孙本桥、姚祖彝、王同竹、陆鲁山。
时至1979年，杜高平反后回到北京。在他任戏剧出版社社长期间，一度与我主持的作 家出版社为邻；加上我们又是同炕的难友关系，自然经常谈起昔日的一些往事。当他与我谈 起那个冬日上午的事情时，仍然不无惊异之色。他亲眼目睹处决这几个昔日同窗的囚车从他 面前隆隆驶过；其情其景，给我和他心里都留下一个十分凄惶的梦。当然，这个梦的破译， 不仅仅是我俩的心愿——而是被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所关注。
据友人们回忆，孙本桥原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人极为聪明。曾与他一起在清河制呢 厂实习的教师张永贤告诉我：孙酷爱学习，在工厂实习时每月发16元工资，他花去6元多 钱购买了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实习之余苦读。目前，在四川社科院任数学研究所 所长的杨路，得知孙的消息后说：孙是数学奇才，过去在一块经受劳改时，许多演算难题他 不需要笔纸，只需心中默算就能无误地答出结论。
王同竹过去是马列编译局的俄语翻译，记得在劳改队中，曾经在国庆文艺演出会上，动 情地朗诵过祖国母亲的长诗。陆鲁山过去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是他们4人中身体最好的 一个，在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的时候，我和他曾在劳改队中同为一个篮球队的成员。在我的记 忆中，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与我都是独生子，并且都是早年丧父——是孤寡母亲把 我们拉扯成人的。
至于姚祖彝，进劳改队之前，在外贸部工作，英语很好，似乎是老燕京的学生。他的父 亲是个海外华商，因而从小到大，一直在教会学校里学习。
我们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有这些了。当然，我们从1963年分手（因劳改队的重新划 分），就再也没见面；但何以在7年之后，都成了必须杀头的死囚了呢？！我们曾经有过这 样的设想：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都是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