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路过黄河的时候，我没能看见黄河日落；此时此刻身在黄河之畔的我，却看见日 落黄河之中的景象了。随着太阳的西沉，黄河河面上渐渐变成血红血红——这种色泽，我首 先想起了“文革”中流过的血；而后，我觉得我不该这么沉溺于悲伤，我把这种血色看成您 的又一次分娩，这鲜红鲜红的颜色，或许是您在竭尽全力孕生时流出的血浆——您在分娩着 一个新的中国……
回到农场时，已是晚上8点钟。王臻和朱效梅正因为我迟迟不归而心急，我告诉他俩， 我是叩见黄河去了。他俩在骂过我是疯子以后，告诉了我一个使我更为震惊的消息——毛泽 东于当天逝世了。毛病故于9月9日，他们是从广播中听到的，农场已经宣布，一周之内不 许吹拉弹唱，以示哀悼。我记得农场是在9月15日的下午，举行对毛的祭典活动，适时大 雨倾盆而落。我因那两天身体不适（按朱效梅的话说，我是在叩见黄河时遇到了水鬼），没 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 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事都办理完毕时，已是10月上旬。
这个时刻，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张、江、姚的被捕。10月7 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 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 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问窑洞，为这一国家幸 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4个人中间，醉倒了3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 足蹈唱起了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3人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 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 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 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帮助。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 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 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于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跟车，以便于往火车站搬运行 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实在无 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 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用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帮问顶”时用的长柄儿小 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 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 折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 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后回北京时。又把它们带回到京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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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不能割裂的尾声
坐在从西安开来、途经永济的火车上时，我就立下宏愿：有朝一日，一定不能忘记来看 看伍姓湖的陈大琪。这么多年的世态炎凉，人的行为准则，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个不低 的标准了，一个劳改干部，能给我化冰送暖雪中送炭，一反当时做人的时尚标准，这本身就 是一首苦难生活中的神话诗（1997年，21个年头过去，我也没有忘记我临行时的心愿。于 这年的秋天，我重访了曲沃和伍姓湖的劳改故地，并特意去看望陈大琪。场长告诉我他已退 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了我的遗憾。但我在当年他让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旁，我把那口水 井，视若为他的化身，回京后写下《回访一口井》，以抒发自己对陈大琪旧情的眷恋）。
在临汾的日子，是我文学井喷前的涌动期。除了郑怀礼对我不断的鞭策与鼓励外，友人 刘绍棠也为此而雀跃不已。他来信中写到：
维熙。
你终于走出来了，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