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那两三 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里和杰克伦敦的著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 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50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 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 它。”
“该怎么说呢，80％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 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情。”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是到了5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 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 外几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 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驾驶室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 “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的处理不 当，多少有点良心上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 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历经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5月， 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 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峨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 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 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 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我觉 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在那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 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 内核中蕴藏着的是不屈的灵魂。如果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 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 下一个劳改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