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张沪者惟我也！我深知她每一次沉默之后，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不是个善于掩饰自 己感情的人，敢于在砖厂“一打三反”的大会上顶撞军代表，何以会惧怕回我一瞥目光？这 种“断电”后的沉默，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我知道，火山在爆发之前，总是沉默的。因 而，我请求赵光弟再次告之张丽华，在对她实行监管时，一定要百般小心。
我不知道赵光弟是否把我的内心感知，传递给了张丽华，但是两天之后，我的第六感觉 感知的不幸应验了：那天是1970年农历三月十三，正是我的38岁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干着 为制砖打坯备土的活儿时，灰蒙蒙的天上已然飘起芦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还没有停 止。农历三月十三，已是阳历4月上旬，向阳的墙角窗根已然冒出绿茸茸的草芽，艳阳四月 飞雪，在北国大地上是罕见的，但不知是老天爷悲天悯人，还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 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对这一天牢记不忘。
那天入夜之后，我心中千头万绪久久不能成眠。我记起了在1960年的11月，我和她被 《北京日报）送劳动教养的前夕，我在长安戏院看了关汉卿的《窦娥冤》（又名《六月雪斩 窦娥》），值此我生日之际，老天突降暮之雪，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黑子”全 然不知我内心的不安，背对着我早已入睡，并发出轻轻的鼾声。大约到了午夜时分，窗外突 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脚步声中还掺杂着狱医何大夫与什么人对话的声音，虽然我没听清他 们说些什么（狱医何大夫讲一口地道的山西雁北话），即本能地把窗外的响动与张沪的命运 联系了起来。深更半夜谁找狱医？狱医又为谁看病？劳改干部看病有干部医生，用不着来找 狱医，那么狱医午夜出诊，当然是劳改成员中的张三或李四，生了什么急病。我左猜右想， 最大的可能是反省号子中的她，当真出了什么险情。
我想摇醒酣睡中的“黑子”，为我去探听一下，伸出的手掌已到他脸侧，我又把手收了 回来：万一不是张沪，不是搅了赵光弟的睡梦？他是肺病秧子，叫醒他实在有些于心不忍。 我就是在这恍恍惚惚的猜疑之中，闭合上双眼的。大概到了拂晓时分，门外又传来了大头鞋 卟叽卟叽的踩水声响（春雪化成了水），接着有人推门进来，随着手电筒的闪亮，耳畔传来 一声吆喝：
“起来！”
我和赵光弟从炕上爬了起来。赵光弟睡眼朦胧地望着来者，我则看清了进来的人是支 “左”的吴排长和厂部负责内勤的郭干事。
“你先出去。”吴排长命令赵光弟迅速穿衣离室。
我此时已完全明白了：吴排长和郭干事是为我而来。还用问吗？一定是张沪发生了什么 事情。我忙忙乱乱地穿起衣裤，坐在炕沿上等待着关于她的噩耗。可是待赵光弟离屋之后， 吴和郭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叫我先打开我和她的那只破木箱子。
“吴排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按捺不住惶惶不安的心情，“是不是她…… 她……”
吴排长平日是个喜欢与劳改队中知识分子交谈的人，曾与我聊过“样板戏”什么的，此 时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对我的提问不做回答。我又把求索的目光转向了郭干事，因为 昔日我回北京探亲时，他曾托我给他代购过布料，也算是生活上有点儿接触的干部；他悲悯 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撞了一下，便低头去检查我的木箱。
破木箱里都是书。那是早在1963年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场部退还给我的。
吴排长说：“这些书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说：“《北京日报》早已检查过了。”
“现在是文化革命，一切要重新审查。”
我能说什么呢！每天忙于修埋地球，书已然是我们身外之物，全部拿走还能减轻我的一 点儿负担。在吴排长往麻袋里装书之际，郭干事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咔嚓”一声给我 戴在了手腕上。
无需多说，我一切都明白了。黎明时来搜书，并给我戴上手铐，诱因不是我，肯定张沪 发生了什么问题，联想起何大夫的匆忙脚步，我断定张沪又走上了轻生的绝路。
吴排长看了看戴上手铐的我，低声说了一句：“从维熙，你要面对现实，心往开处想。 别钻牛犄角。”
“她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眼中无泪，心中却承受着剜心之痛。
“正在抢救，你作最坏的精神准备！”郭干事见军管的吴排长开了腔，才嗫嚅地向我吐 露一点真情，“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千万要以理智对待。”
之后，我被带离我的那间屋子，手捧着铁镯子进了严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