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
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
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
。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
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
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
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
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