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大学任教，算来有十一个年头了。我教的科目，不是政治，也不是历史，而是
逻辑、罗素哲学、解析哲学、理论语意学这类东西。我在这十一年里，偶尔为学生办的刊物
写点文章，也有时被学生请去讲演。这些工作，是任何教师份内的工作。只要有学生请，教
师们是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我底写作和讲演在从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可是，自从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讲演《胡适与国运》以后，“问题”就来了。这一天下午七点钟
，我在校本部开讲，由于题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吸引力，当时连走廊上
和窗户上都爬满了青年。我讲演底内容大致与在自由中国第二卷第九期所发表的相同。在这
篇讲演中，我提到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时，只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
和胡适之四位先生，而没有列举别的人物。我这样做系基于我自己所做的种种考虑。我底这
些考虑对不对，有而且只有就学术思想的观点去衡量才可。讲演完毕以后，照例由学生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