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见谢炳朴辑《吴绶卿先生遗诗》所载程明超《题娱园遗诗》第四首自注。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①《世载堂杂忆》第63—64页。
①《全集》，卷二百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见《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4—85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二节“书生习气”
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讦。庚子年间，李鸿章受命与各国议和，张之洞“会同办理”。两人在议论《辛丑条约》若干条款时，意见相左。李鸿章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①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②双方演成意气之争，以致朝廷不得不出面调解：”彼此积疑负气，究于国事何补。……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申谕双方“同一竭忠谋国务，各互除意见，和衷经画，挽回气数，共济艰难。”③平心而论，李鸿章批评张之洞“书生习气”，并非妄言。”
书生习气”确实伴随之洞的一生。“书生习气”，内涵丰富。清高、梗直、儒雅、迂腐、空疏……，都可视为其表现。当然，李鸿章以“书生习气”讽之洞。主要是取其不切实际，好作大言、空言的贬意立论。而“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④，之洞也确有这种品格，他曾自命“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⑤《清史稿·列传》称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这番评论应作两方面理解。一是说之洞性情耿介，敢于直抒己意，不事曲意阿谀；二是说其言意旨虽宏。然亦间有迂阔之弊。
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年）.张之洞以翰林院谏官身份入党“清流”，成为其中的一员健将，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王懿荣等相互引援，“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①，十分活跃，成为当时京师舆论一大中心。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以及重议庚辰午门案、裁抑阉宦权势等重大问题上，张之洞“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②，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时誉。但是，不可否认，其时清流党人多无实际行政经验，不少建策虽然头头是道，但难以付诸实行，往往流入空谈。我们可以从之洞此时的奏疏中，信手拈来若干例证：
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张之洞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以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可考虑委西藏阿里地区以赐英，捐台湾以赐日，换取英、日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除西北边患。
③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他提出与俄议约，松花江行船一条万不能允。如对方坚持，我可以两策钤制之。一是以行水利为辞，决松花江南岸数处，放水人乌苏里河之西淀泊，“江流渐浅而轮船自阻”；二是于江水浅处沉船坠石，或仿江南沙田之法，种植挂淤之物，数年后淤积洲成，以碍船行。④如果说这些建策还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书生迂见，那么下面一折《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就更显得荒唐可笑了。
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张之洞建议，乘俄主屡遭刺杀之机，发一国书，遣曾纪泽赴俄，“先道存问安慰之意，继申恤灾联好之谋”，“劝其除去苛政，务行宽大，轻刑薄赋，弭兵息争，亲睦四邻”。他还津津乐道：
“尝考西洋风俗，邻邦公使常有排难解纷之事，堂堂中国岂可元此举动哉！夫不乘危，大信也；除邻国之虐政，息海外之兵，大仁也；中国能定俄国之乱，使地球上下万国无不赞服，大威也；长驾远驭之略；昭德怀远之径，实在于此。孔子云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正谓是也。”①当然，随着张之洞日后身膺疆吏重任，实际担负繁杂行政事务，其清流党人的空疏之习渐次消蚀，而务实品质却日见光大。其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于两广总督任内，为解经费短绌的燃眉之急，竟然开“闱姓”赌，提取捐资，以敷政用。此举于败坏民风吏治、干扰国家选拔人才，为祸甚烈，之洞当然不会不知。如若发生于他人他省，依其清流气概，大概又该慷慨激昂地予以纠弹了。可是身陷捉襟见肘的窘迫之境，之洞迫于无奈，只得出此权宜之计，同时上奏辩白：“此时饷源无出，亦可藉纾目前之急”，“若非幸蒙圣恩得此巨款百余万聊济，目前粤事殆不堪设想。”②除了“敢为大言”，之洞身上的书生习气还有诸般体现。洁身清高是他一贯作风。他曾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