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张继煦：《张文襄公冶鄂记》，第25页。
②王家桢：《湖北兵工厂调查报告》，《湖南实业杂志》十一期，第30页，1913年。
③《张文襄公治鄂纪》，第26页。
③④《兵工厂经费奇绌之详纪》，《时报》1908年2月14日。
①《湖北请建专祠折》，《张文襄公荣哀录》卷一。
②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九，第18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廿四日，宣统三年铅印本。
③《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为徐建寅等请卹折》。
①《申报》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
①《海关贸易十年报告》（1892—1901年）上卷，第305页。
②《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40页。
④《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增设纺纱厂折》。
①《中外日报》1900年3月3日。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1页。
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56页。
第二节 铁路事业的开拓
张之洞移督湖广，其直接原因与晚清铁路事业的开拓密切相关。清廷调之洞离粤至鄂，本意即在委他督办芦汉（芦沟桥至汉口）铁路。这背后又有许多曲折。如同其他体现近代文明的新事物一样，铁路在中国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其始也阻于众咻，其继也卒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①。阻力首先来自长期封闭格局下的社会愚昧心理。光绪二年（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修建了一条仅长十余公里的上海——吴淞铁路，“上海道以所辖人民注意此新奇之物，十分惊惶”②，竟出资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将其购回拆毁。光绪六年（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1836—1895）以铁路为自强之“机括”，建议以北京为中心修筑铁路干线，遭到顽固派群起反对，侍读学士张家骧举“生事”、“扰民”、“夺利”等“三弊”，内阁学士徐致祥更列出“糜费”、“资敌”等”八害”，结果，“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③中法战争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①总理衙门将建筑铁路列入议事日程。但在具体线路方面，意见不一。李鸿章主张立即修建自天津经北京抵通州的津通铁路，但不少人以为此路一通，京师将无险可据。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奏：
若通州则有万不可开者，迫近海疆，计畿甸三百里耳，宗社万年，道在磐固，皇居辰极，义重深严。自京师至直沽，方将阻之以峻垒，限之以重关，犹恐不足深恃。若置铁路其间，尽撤藩篱，洞启门户，风驰电走，朝夕可至，厝火积薪而寝其上，日无高枕之安，伏驽千钧而当其锋，时有骇机之虑，设险守国之谓何矣！②各地抚督也纷纷发表意见。台湾巡抚刘铭传奏称，无论边海内地，筑路皆不可缓；署江苏巡抚黄彭年附合修建津通线之议。正当众说纷纭之际，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初二上《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提出自己深思熟虑的建议。之洞建议的核心是以“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替代奕譞等人“专主利于用兵”的偏狭认识。据此他分析了修建津通路“当审”者五，如耗资巨，利润少，且于军事方面作用不大。他提出立即修筑自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并陈其有七利而无一害，如不近海口，敌不可资；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漕饷之运；有利军队调动；等等。具体实施方案，之洞提出分四段筹款修筑，八年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