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他认定议会制度可以焕发出中国巨大的潜力：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
郑观应关于政治改革的结论是：“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①王韬与郑观应有类似见解，他在七十年代未倡言设立议院，实现”君民共治”，“上下相通”②。他盛赞“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之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③十九世纪下半叶，羡慕英国议会政治的，不仅有在野的思想家，当权的洋务大吏也不乏其人。曾多次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在所著《使西纪程》中指出，学习西洋不能限于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师其制度，否则，“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郭嵩焘在日记中赞扬英国议院是该国“所以持久而国势盖张者”④。曾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的崔国因则是直接向清廷建议设立议院的第一人。他于光绪九年（1883）年奏称，“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曾任两广总督，并与张之洞在广东共事的张树声，于光绪十年（1884）年10月病逝前夕，口授《遗折》，强调非变法不足以挽救国势危亡，而变法又以立宪为本。作为经办多年洋务的封疆大吏，张树声意识到，西洋列国强盛之源，并非仅仅在于坚船利炮，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
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对洋务运动割裂体用，拒绝政治变革，只谋求器用更新的偏颇所作的批评，虽然所论不详，却已触及到问题的要害，实开严复等人抨击洋务运动的言论之先河。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设议院、倡立宪的呼声日高，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健将力倡”设议院以通下情”，认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在兴学堂、变科举等新政举措方面，与维新派颇多共识，然而，在行宪政、设议院这类问题上，却与维新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中，罗列种种原因，论证议会制不符中国国情，断不可行。足见张之洞对于民主政治的成见之深、戒备之切。如果说，张之洞是中国工业近代化、教育近代化的有力推动者，那么，在政治变革方面，他却是毫不含糊的守旧派，不仅大大落伍于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而且与洋务大吏中的开明人物如郭嵩焘、张树声亦大相径庭。
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初，迫于形势，清廷不得不打起“新政”旗号，也开始谈论设议院问题。然而，张之洞仍坚持其反对宪政的主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针对朝廷内外“设议院”之说发表己见：“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
张之洞反对设立下议院，是他抗拒民权论的表现，而所谓可以“仿行”“上议院”，也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他主张，上议院议员产生，应参考宋之“磨勘”、明之“廷推”之法。宋代寄禄官迁转，须勘验其劳绩，由吏部复查后决定迁转官阶，称“磨勘”。明代任用官员，由大臣推荐、皇帝批准的，叫“廷推”。用遴选官吏之法推举议员，真可谓“桔逾淮而北为枳”，早已变味，何议会民主之有？
张之洞的“卫道”，于学术研讨方面，一是强调存古读经，二是鄙夷泰西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科举已废。张之洞以为“中文中学向来义理精深，文词雅奥，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不免有经籍道熄，纲沦法斁之忧。”①故于湖北设立存古学堂，以存国粹。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称：
中国之圣经贤传，阐明道德，维持世教，开启神智，尊显乡邦，固应与日月齐光，尊奉传习，即列朝子史，事理博赅，各体词章，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②另一方面，之洞对于泰西哲学，则持根本排斥态度。他明白申言“不可讲泰西哲学”：
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佛家经论之间。……盖西学密实已甚，故其聪明好胜之士，别出一途，探赜钩深，课虚鹜远，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已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①张之洞排斥外国哲学，但并不认为中国哲学即可全盘继承，而是有所选择。他在这里说的“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是有特指内涵的。王国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吾谓张尚书之意，岂独对外国哲学为然哉，其对我国之哲学未尝不有戒心焉，故周秦诸子之学皆在所摈弃，而宋儒之理学独限于其道德哲学之范围内研究之。②这就将张之洞在学术文化上坚守“儒学正宗”的卫道者的内心幽秘揭示无遗。从这种正宗儒学立场出发，他不仅排斥外国哲学，对正宗儒学之外的诸子学的哲理也是拒绝的。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①《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劝学篇〉书后》。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②张之洞恪守君臣之义，甚至到可笑地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他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内称”各使欲乘黄轿在乾清宫前降舆，实堪骇异。公使虽待以客卿，究是人臣，若国君游历来华，又将何以待之。”建议备良马数匹，谎称为”御用之马”，前往迎迓，”总以阻其黄轿诣官为断。”见《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
①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辩》。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八，电牍五十七，致保定袁制台江宁刘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