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五十，致西安鹿尚书。
第三节“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
从清流派到洋务派，张之洞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巨大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便是张之洞对于传统的纲常名教和社会政治秩序坚定不移的“卫道”立场。他采纳“西学”、“西艺”、“西政”的选择标准，首先在不悖离他认为美轮美奂的传统纲常的“亲亲、尊尊”精神。讲求西学不过是手段，捍卫中学的核心地位才是目的，正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①他认为：文化“开新”若“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用其诗句来表达，便是：
文轨古自一，皮卉今交通，
胡婴与蕃乐，泪乱安所终，
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②
文化“开新”可以涉及西学、西艺乃至西政的某些内容，但这一切统统不过是“物曲虽博取”，问题的核心仍在“王制乃常宗”。在张之洞文化思想“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中，“卫道”自始至终是高声部、主旋律。《劝学篇·内篇》于此有酣畅淋漓的演奏。之洞的“卫道”，不同于颟预迂腐之辈的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而是从保国、保教、保种的现实需求出发，具高屋建瓴之势，启发愤图存之思，既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又富于感召力。《劝学篇》以“同心”启首，正表明之洞的良苦用心。他认为，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他进而论道：
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为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①从一般意义上看，之洞这里所论的国家（国）、民族（种）文化（教）三者之间的“安危与共之义”，确有一定道理。而当十九世纪末叶，中华民族的国、种、教同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猛烈冲击，日见衰败之时，之洞抓住世人瞩目的时代绝大题目起例发凡，尤可见其识见之深，构思之精。
《劝学篇·内篇》以“正人心”为要旨，因而《同心》篇对于直接关乎人心正邪的“圣教”，予以极度褒扬：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张之洞呼吁在“圣教”的感召之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这便是他“卫逍”的现实意义所在。
如果说张之洞的“保种”之说——捍卫中华民族的自尊自立地位，从抽象意义言之，无可非议的话，那么他的“保国”、“保教”之说，却颇多漏疵。
张之洞所谓“保国”，实指捍卫清王朝及其政治体制。在《教忠》篇中，之洞不厌其烦，罗列堆砌，盛赞“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二百五十余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之洞说这番话时，清廷朝政腐败己达极点，甲午一役，元气大伤，马关签约，门户洞开，中国在半殖民地化轨道上加速沦落。维新派正思改革，革命派亦开始集聚力量。正当地火运行，风暴将临之际，之洞却鼓吹“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这显然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历史已前进到十九世纪末叶，真正要想振兴国家，必须根本改革已经腐朽的专制政治体制，而这却是之洞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何启、胡礼垣批评《教忠》篇“今欲振兴治道，而不能直探其源，立言之所以昧味也。”①正可谓击中了要害。
张之洞所谓“保教”，指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主于孔儒之学的至尊地位。他称颂道：
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①如果仅仅着眼于学术源流的考辨、继承，张之洞推崇孔儒之学，作为一家之言，亦无可非议。但之洞并不以此为满足。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之争，之洞更着意于阐扬汉儒发明于前、宋儒扩张于后的“王道三纲”的社会政治意义，以之作为抵制新兴的自由平等学说的盾牌：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把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②在这里，张之洞专制制度卫道者的坚定立场，昭然于世。他毫不含糊地以“三纲五常”为“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命根所系，对于启蒙思想家”创废三纲之议者”，深恶痛绝，斥其”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①“君为臣纲”，列“三纲”之首。张之洞于此，尤加鼎力回护②。力回护②。《劝学篇》专辟《正权》一篇，驳“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反衬君主专制为万古不移之规。之洞的根本论据有二。一是说中国无行民权之可能：“中国士民至今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委默息，议与不议等耳。”二是说中国无行民权之必要：“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涡天下哉！”他还阉割民权学说的反封建专制实质，称“外洋民权之所以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维新运动中勃然而兴的民主政治思潮，纳入传统政治所能容纳的体恤民情、君为民主的轨范。他又将民权理论的基石“天赋人权”说与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是涉及国体、政体的根本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坚定的卫道立场，在《劝学篇》问世不久，即遭到维新派理论家的猛烈抨击。何启、胡礼垣指出：“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尤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他们以近十倍于《劝学篇·正权》本身的篇幅，写出“《正权》篇辩”，并改变原书次序，将“《正权》篇辩”置于《〈劝学篇〉书后》的压轴地位，给予《正权》以逐句逐段的批驳，并针锋相对地揭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的旗帜：“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夫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华民之所以无业可安，朝廷之所以不能维系，愚民之所以喜，乱民所以作，纪纲所以不行，大乱所以四起，市镇所以劫掠，教堂所以焚毁，如篇内所举数者，皆惟中国之民失其权之故”。①何启、胡礼垣的批评，切中《劝学篇》的要枢。《〈劝学篇〉书后》刊行后三年，之洞于此仍耿耿于怀，诅咒该书“宗旨专助康梁，其尤力驳者《教忠》、《明纲》、《正权》、《宗经》数篇，谓鄙人《教忠》篇称述本朝十五仁政条条皆非，痛诋国家，改为十五不仁，一也。谓君臣父子三纲之说为非古，二也。谓只当有民权，不当有君权，三也。谓中国经书不当做，四也。此人此书，可谓丧心病狂无忌惮。”②张之洞的“卫道”,于政治设施方面，突出表现为极力阻止实行议会制度。这在清末，无论就政治思想还是政治实践而言，都是保守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商品、鸦片、坚船利炮的涌入，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在旷古未遇的内忧外患的双重袭击下，沿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风雨飘摇，有识之士寻求变革政治制度的努力也逐渐突破固有轨范，其近代色彩日渐昭彰。如果说，鸦片战争前龚自珍的“更法”说仍然是旧制之内的“自改革”，鸦片战争后魏源、徐继畲对美国、瑞士的民主政治的评介，还只是一种对“西土桃花源”的称赏，而并无采纳、实施的意向，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开始力倡设议院，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得风气之先的郑观应1875年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①。后来，郑观应又在《盛世危言》中明确主张议会制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