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
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第六十一首这首诗大概也是阮籍的回忆之作，内容上是抒发自己的情怀的。陈沉说："悔所学之无用，其志欲何为哉？"（转引黄节《阮步乓咏怀诗注》）曾国藩说："少年欲从军立功而晚节悔恨行，念仇敌不在吴蜀而在堂廉之间也。"（同上）可见，少年时期的阮籍，似乎就有治平天下的雄心。他志在消除分裂，统一全国，立功于千里之外，诗句中洋溢着一股蹿励激昂之气。可是在后来，政局形势发生剧变，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内争激烈，他感到自己的志愿难以实现，所以对于自己少年习武以立军功一事深表后悔。这首诗与上首诗的着眼点不同，如果说前者侧重于"守道"，那么，后者则侧重于"弘道"。《晋书》本传中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守道"与"弘道"这两方面的结合，可谓是"济世志"的体现。
与此同时，阮籍作为一个士族子弟，也难免在行为上有某些放荡失检之处。他曾以感慨的心情追忆了自己年轻时喜好弦歌、游乐无羁的轻荡习气：平生少年时，轻荡好弦歌。
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
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
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
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
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咏怀诗》第五首这首诗的内容大概不纯是虚写，也可能实有所指①。
我们上文曾引《魏氏春秋》语："（阮籍）弹琴长啸，从此终日。"又《七贤传》说阮籍"或游行丘陵，终日不返。"（《太平御览》卷六一一引）这两条史料所载内容正与诗的内容契合。当然，《魏氏春秋》和《七贤传》的记载大概系指阮籍晚年的生活态度，但阮籍少年就爱好弦歌、喜游乐山水是极有可能的。当时正值曹丕、曹叡父子相继在位，有一批宗室贵戚及贵门公子，颇以浮华相尚，如何晏、邓飏、李胜等人都是"浮华友"（《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在洛阳互相连结，扬扇鼓吹，浮华颇成风气，以至于明帝不得不以政治手段抑制之。我们固无明证说阮籍之轻荡系受何晏等人的直接影响，但以浮华为尚似乃贵游子弟之通病。阮籍时值年少，又幼② 《咏怀侍》第十五首，陈伯君《际籍集校注》本。下凡引此，只注篇名。与他本文字有出入者，择善而从，概不出注。
① 元人刘履认为，此诗"言少时轻薄而好游乐"，乃"嗣宗自悔其失身也。"（转引陈伯君《阮籍集校注》）
失父恃，因此，他染有轻荡纵放的刁气是可以想象的。阮籍的好友嵇康自诉说："性愎疏懒"，常不以礼自束，认为这是"少加孤露，母兄见骄"的结果。（见《与山巨源绝交书》）稽康因幼年丧父，以至养成纵放的性格。就家教原因看，阮籍之轻荡，很可能与嵇康是一样的。阮籍轻荡之因是否如上所说可存而不论，但他自称自己有此习气，应是没有疑问的。顺带指出，阮籍早年的轻荡，与其晚年放诞的意义似不完全一样。前者纯为一种习行，后者则有政治意味，意在逃避现实或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阮籍在这个时期的正式社会活动，吏籍上有明确记载的仅有一次。阮籍大约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①（《晋书·阮籍传》）这件事只能有两种解释：
一、说明阮籍具有宏深的气度；
二、说明阮籍性情的孤做、寡合。
显然，青少年时期阮籍的追求与行为有两重性的特征。一方面崇尚儒家思想，立志按照儒家的理想、信念做一番事业。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做脱外物、纵放任达、遗落世事的倾向。但总的看来，前者代表了阮籍早期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的主导一面。但既然存在另一面，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就可能发育成长而凸现出来。事实上，阮籍走的正是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① 陆侃如认为，王昶"在兖几十年，不知何时与籍相见，今假定在籍二十五岁左右。"（《中古文学系年》下册第511 页，刘汝霖的看法与此不同，认为王昶与阮籍相见，籍时当在十六七岁。（见《汉晋学术编年》中册第111、112 页）据史籍口气，阮籍与王昶见面时似未成年，所以这里采用了刘氏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