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晋书；札志》载：司马昭死，晋武帝司马炎不听群臣劝阻，坚持行三年丧礼，其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②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说："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又注引《魏氏春秋》说，阮籍为"文俗之土何曾等深所仇疾，大将军司马昭爱其通伟而下加害也。"《资治通鉴》卷七八《魏纪》十："昭爱籍才，常拥护之。"阮瑀的出仕，曾经有过一段戏剧性的情节。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载："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阮瑀）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典略》的记载比较详尽："瑀以才自护。曹洪闻其有才，欲使答报书，瑀不肯，榜答瑀，瑀终不屈。洪以语曹公。公知其无病，使人呼瑀，璃终怖诣门。公见之，曰：'卿不肯为洪，且为我作之。'瑀曰：'诺。'遂为记室。"（《太平御览》卷二四九引）《文士传》的记载更具有传奇色彩："太祖（曹操）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迫，乃逃人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这几条史料的内容互有出入，究竟孰真孰伪，可暂且勿论，但阮瑀的出仕有点被迫性质，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阮瑀身处动乱之世，他很可能对政局抱着一种消极的观望态度，也可能持有一种安贫乐道、守真退隐的生活情趣。其《吊伯夷》文说："余以王事，适彼京师，瞻望首阳，敬吊伯夷。东海让国，西海食蔽，重德轻身，隐景潜辉。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没而不朽，身沈名飞。"（《艺文类聚》卷三七引）又赋诗说："四皓潜南岳，老菜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贫贱，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艺文类聚》卷三六引）阮瑀所说的"四皓"、"老莱"、"伯夷"、"许由"等人都是古代著名的隐者，颜回是孔子的高足，他之乐天固穷的生活态度曾受到老师的称赞。阮瑀为什么对这些隐士或贫士这么津津乐道？这说明了他对这些古人的敬仰，大概是要以这些人做为自己的生活榜样的。由此可以推断，阮瑀之出山做官，很可能受利曹氏的胁迫；但也不能排斥他是待机而起或借此以提高声名的可能，因为这是汉代以来士人所惯用的手段。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阮璃出山之时，肯定是有过一番曲折的。在出处问题上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与其子阮籍有着惊人地相似之处，这或许也是一种家风吧。
阮氏与汉末名士蔡邕是同乡，他们的故居相距大概很近。①阮瑀与蔡邕又有师生之谊。史载："瑀少受学于蔡邕。"（《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瑀少有俊才，应机捷丽，就蔡邕学，叹曰：'童子奇眉，朗朗无双。'"（《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文士传》）
蔡巨是东汉末年学识渊博的著名儒家学者，同时又对有黄老道家思想倾向的王充著作《论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云，蔡邕得《论衡》一书，"以为谈助"。葛洪《抱朴子》说，蔡邕到江东看见《论衡》，"叹为高文，度越诸子，恒爱玩而独秘之。"（《全晋文》卷一一七引）阮瑀受学于蔡邕，蔡邕的思想倾向与治学态度很可能对他会有所影响。进一步推测，阮籍早年服膺儒学，后又转奉老庄道家之学②，这种或儒或道的学风，就学术渊源来说，我们不是有理由追溯到乃父阮璃直至蔡岂那里吗？据《晋书》本传记载，阮籍有一子，名浑，字长成，少慕通达，不饰小节，颇具父风，阮籍对此曾表示反对。晋大康中，阮浑官做到太子庶子。
另外，由司马昭向阮籍求婚一事还可推测，阮籍至少还有一女，只是生卒事迹已不可详考。有史料可稽的，可以提到阮咸一系，阮咸为阮籍的侄子，生① 蔡邕为陈留圉人。圉即今河南记县西南国镇，阮籍原籍尉氏县在杞县西边，其旧居位"邑（尉氏）东南隅五十里。"（靳于中《阮嗣宗文集序》）又明人及朴说："尉氏故称三贤里，??三贤者，尉缭、蔡伯喈邕、阮嗣宗籍也。雍丘每与尉氏争：'吾邑伯喈，汝安得攘而有之！'"（《阮嗣宗文集序》）雍丘即今杞县。由于雍丘与尉氏为邻，所以二县为蔡巨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可见，阮、蔡故居不会相距太② 详说见本书第二章。
活态度旷达纵放，以豪饮著称，官做到始平大守。其父阮熙，官做到武都太守。阮咸之子阮瞻，字千里，哲学思想倾向于儒道之综合①。晋永嘉中，官作到太子舍人。阮瞻之弟阮孚，字遥集，官做到侍中，后转吏部尚书。由从平王敦功、赐爵南安县侯。
在阮氏家族中，很值得一提的还有阮武一系。阮武，字文业，为阮籍的族兄。《三国志·魏志·杜恕传》裴松之注引《晋诸公赞》、《阮氏谱》、《杜氏新书》、《兖州记》诸书说，阮武"拓落大才"、"阔达博通"，为"渊雅之上"，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湛，字士信，"征辟无所就"，大概终生未做宫②，造《三礼图》传于世。阮武弟名炳，字叔文。官至河南尹，精意医术，撰有《药方》一书。阮炳之子名但，字弘野，晋时官至太子太博，平东将军。阮但弟名柯，字士度，一生守礼，爱好经学，博学洽闻，官至领军长史。阮武一系似乎世代以奉儒学为主。阮籍早孤，曾得到阮湛、阮武父子的照顾，他不免会受到阮武一系世儒学风的影响。两家关系似很密切，血缘关系当也不会太远。
阮氏家世表如下：由上所述，我们可大体确定：第一，阮籍的出身为士族。阮氏家族中有那么多的人做官，而且有的官位相当显要，这种政治上的优越地位，绝非是庶族地主所容易得到的。而且，阮籍本人也很受当权者的重视，多次受到征辟，可以说其仕途是相当顺利的。在门阀贵族垄断仕途的时代，这不能单纯归结为阮籍的才学，当与他的出身有关。其次，阮氏家族世儒，这不能不使阮籍受到传统儒学的熏陶。第三，在阮籍之先，由于阮氏家族中的一些人，特别是阮籍之父阮瑀在曹魏的政权机构中任职，这无形中等于确定了阮氏与曹氏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所有这些，无疑将对阮籍一生的思想、生活态度及在曹氏与司马氏斗争中的政治态度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
① 《晋书·阮籍传》载，阮瞻见王戎，王戎问他："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 其旨同异？"阮瞻回答说："将无同。"② 《世说新悟·赏誉》注引《杜笃新书》说，阮湛官至侍中，此与裴松之注引 《阮氏谱》之说有异，当另有所据。
二、青少年时期的阮籍
阮籍的早年生活是很不幸的。其父阮璃以罹疫疾，死于建安十七年（212），当时的阮籍仅三岁。幼年丧父，乃人生的一大悲剧，想来他的家庭生活一定是很凄苦的。魏文帝曹丕与阮璃是文友，他对于老朋友的寡妻孤子似乎很同情，为此曾专作《寡妇赋》。赋序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枪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全三国文》卷四）阮籍早年有失父估，与寡母相依为命，这种凄苦的家境难免会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某种失落感与压抑感。阮籍有孤做怪僻、寡寡落合的性格一面，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阮籍的文思大概很早熟，幼时即能作文。史书上说："阮籍幼有奇才异质，八岁能属文。性恬静，兀然弹琴长啸，以此终 日。"（《太平御览》卷六○二引《魏氏春秋》）终日弹琴长啸，可能不单是指阮籍少时，其实也是阮籍终生的爱好，这大体反映厂阮籍恬静的内向性格。阮籍八岁能写文章，当然不止是一种天赋，显然与其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气氛的熏染有关。阮籍少时即已显露在外的这种良好的文化素质，深受其族兄阮武的赏识。《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陈留志》说，阮籍"年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尽管阮籍少遭失父之不幸，但似乎更磨砺和激发了他要作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当然，这更应该归结于时代的要求。阮籍由少到壮，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社会正好处于由乱到治的转化过程。东汉未年，黄中起义失败后，中国封建统一的社会出现了分裂、混战、动荡不安的局面。广大老百姓流离失所，辗转于沟壑，人口大量死亡，甚至连统治者也不能幸免，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这正像曹操的《蒿里》诗所描绘的："销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无一，念之断人肠。"到阮籍出生之时，这种局面出现了转机，局部地区的混乱分裂状态开始向统一稳定的状态转化。经过长期的军阀混战，曹操在中国北万逐渐削平许多军阀割据势力，控制了北部中国广大的地区。曹操在其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制度，兴修水利，农业生产渐趋恢复，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开始痊愈。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同年其子曹丕代汉而创建魏国，刘备和孙权也先后称帝，建立蜀、吴二国，形成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这就力全国的统一铺平了道路。曹操之后，曹丕在北方地区继续实行屯田和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吴、蜀两国的某些具体情况可能与魏有异，但总体看来，两地的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经济和农业生产不仅得到恢复，部分地区甚或比东汉时期有所发展①。按照历史自身的发展逻辑，到魏明帝在位时（226-239），中国社会由分裂到统一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人们对未来抱着莫大的希望和信心。在如此社会背景和社会气氛中成长的阮籍，从其精神面貌的主导方面看，显发出一种乐观、自信、进取的积极人生态度。
根据阮籍自己后来的回忆，他在少年时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其诗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
① 何兹全：《三国时代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载《食货》第1 卷，第5 期。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②诗书是儒家的经典。"颜"、"闵"分指颜回与阂损，他们都是孔子的学生，儒者所崇尚的大贤，前者以守道穷居著称，后者以孝行情高著称。从上面的诗句可以看出，阮籍早年是按照儒家的道德文章予以自我设计的。
阮籍除了习文之外，大概还兼刁武技。《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
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
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里坰。
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