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魏氏春秋》载："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性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
① 嵇康著《管蔡论》，文中盛称管、蔡忠于王室，力辩二叔无罪。张采说："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氏执权，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氏也。"（《汉魏别解》）
籍则讴歌"壮士"，二人的文字不同，但其意皆在讥刺司马氏之凶、痛惜魏氏王室之衰，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5.《劝进表》与阮籍之死。
阮籍晚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棘手的一个政治问题。从正始末年到魏帝陈留王景元年间，司马氏父子三人内诛朝臣，外平三淮，朝廷内外的异己势力几乎铲除殆尽，经过二十多年处心积虑的经营，篡夺曹魏政权的条件基本成熟。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以此证明他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不得已而为之。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拟写《劝进表》大概不是他的分内职责，可是却指定由阮籍执笔，这无异于逼迫阮籍在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明确表态。阮籍对此大概也是很清楚的。《晋书·阮籍传》载：会帝（司马昭）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
辞甚清壮，为时所重。从这段史料看来，阮籍大概仍想用醉酒的老办法避开这个政治难题。但是，由于催得太紧，无法推却，而又不敢不写，只好带酒拟稿塞责。同时还可以推想，显然阮籍已经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小可，未必能蒙混过关，可能早已做好第二手准备，打好了腹槁，否则醉中为文，且又"无所改窜"、"辞甚清壮"，就令人难以理解了。不过，无论是什么情况，阮籍事实上是写下了"劝进表"，这等于他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氏，赞同其篡权行为。尽管他内心不甘愿走这条路，但至少在外在行为上是屈服于司马氏的淫威了。阮籍试图回避现实，而现实却不允许他回避；他想超脱司马氏与曹氏政争的旋涡，但政治旋涡却最终把他卷了进去，这是他纵酒隐世策略的彻底失败，也是他"走钢丝"策略的彻底失败。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弄清，即阮籍的《劝进表》所作之年。大概从甘露元年（256）起，曹氏王室曾多次动议给司马昭晋爵晋公、赐九锡，而司马昭可能感到条件不成熟，所以才有"固辞策命，至于八、九"（《晋书·文帝纪》景元四年十月诏）之举，只是于景元四年十月，他才最后接受策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劝进表》究竟作于何时或说是哪一次策命？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第一，卢弼认为，《劝进表》作于高贵乡公时期（254-260）。他先引臧荣绪《晋书》："魏帝封晋太祖为晋公，太原等十郡为邑，进位相国，备礼九锡，太祖让而不受，公卿将校皆诣府劝进，阮籍为其辞。"复又据《文选》李善注："魏帝，高贵乡公也。太祖，晋文帝也。"由此断定，《劝进表》为"高贵乡公时所作无疑。"（详见《三国志集解》《魏志·高贵乡公纪》）第二，刘汝霖据《劝进表》内有"东夷献舞"之语，又参之《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景元二年（261）有"乐浪外夷韩貊各率其属来朝贡"的记载，断定阮籍《劝进表》作于景元二年。
（详见《汉晋学术编年》下册第47-49 页）第三，《晋书·文帝纪》把郑冲等人献《劝进表》①，安排在景元四年（263）十月。显然，《晋书》的作者认为阮籍此文作于此时。述三面说法，哪一种比较正确① 《劝进表》实为阮籍所作，但郑冲当时任司空之职，为群官之首，且领头劝进，所以史书把此文著于郑冲名下。此表收集在《阮籍集》里，题为《为郑冲功晋王笺》。
呢？按照刘汝霖所引证的历史资料，卢弼之说显然是不攻自破。但刘氏之说也实难成立。首先，阮籍之文所颂扬的司马昭的功德（其中包括"东夷献舞"），显然均为追述之语，如何就一定断定它作于"东夷献舞"之同年呢？其次，据《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载，除了景元二年有"乐浪外夷韩貊各率其属来朝贡"一事外，在景元三年四月，又有"肃慎国遣使重译入贡"一事。那么，"东夷献舞"究竟系指第一次呢？还是指第二次，抑或兼指两次？
综合历史记载和历史情况，还是《晋书》的记载比较可信。其一，"东夷献舞"兼指两次入贡的可能比较大。由于有景元二年的东夷首次入贡，又紧接着有景元三年的东夷二次入贡，所以在景元四年，阮籍的《劝进表》才特别提到此事，作为司马昭的一项功德予以称颂。作这样的推断似乎更符合逻辑或情理。其二，唐人撰写《晋书》时，所依据的史料远比近人卢弼和刘汝霖所依据的史料为多。唐人把《劝进表》系于景元四年十月，肯定是有所根据的。其三，景元四年十月这次司马昭晋封受锡，肯定是预先策划好了的。
在此之前，所谓"公卿将校诣府劝进"，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至于由阮籍拟写《劝进表》，究竟是司马昭亲自指使的，还是其党羽或其他人的主意，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司马昭晋爵加封，必须有这个劝进的程序，而且也必须得到他的允许或默许。以阮籍的聪明来说，他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奥妙。所以，他内心里想推掉这个难堪的差事，但又未敢唐突。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司马昭这次晋封不是他本人同意并预定的，而仅仅是其他人的热心，以阮籍的为人或处世原则，他未必肯接受这个极不愿意接受的任务。由此也可以推断，《劝进表》必定作于景元四年十月。
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也即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两件事相隔是如此之近，使人不得不怀疑其间有某种因果关系。
阮籍的一生，从表面看，其仕途应该说是一帆风顺，官场得意，也深得司马氏父子的赏识。但由于客观现实与他的理想差距太大，以至于他追求的"济世"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实际看来，他在政治上应该说一直是处于失意状态。
政治上的失意必然造成心理上的压仰。对此，阮籍不是通过与现实抗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或平衡自己的心理，而是主要通过酣饮醉酒的消极方式进行自我安慰，这不仅不能达到目的，熨平心理的不平，相反，它只能导致心理内部矛盾的加深。而且长期过量饮酒，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也必会使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何曾批评阮籍毁弃礼法，司马昭回答时所说的"此子（指阮籍）赢病若此"一句（见上文），就足见阮籍的身体早就虚弱多病。
书写《劝进表》，本来是阮籍极不情愿的事，但他还是写了，可以设想，阮籍写过《劝进表》之后，其心理的懊恼和自我的失落感肯定是相当强烈的。
一个本来就很虚弱的躯体和严重失衡的灵魂是决然难以再承受如此重压和打击的。对于阮籍来说，这篇《劝进表》既是其生命的暂时的保护神，又同时是促其生命走向死亡的催命符。作为一代风流名士，终于在痛苦、失望、徬徨、苦闷中离开了这个丑恶的世界。阮籍之死，既是对司马氏名教之治的讽刺和控诉，也是对整个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讽刺和控诉。
阮籍的一生，特别是他的一篇《劝进表》，引起了后世不少人对他的非议和责难。宋人叶梦得认为，阮籍"应力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应杖死。"（《避暑录话》）叶适也说："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①，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裈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裈中乎？观康尚不屈乎钟会，肯卖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我每为之太息也。"（《石林诗话》）纵观阮籍一生，与嵇康相比，他似乎考虑自己的生命或肉体生存的价值更多一些，因此，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软弱和动摇一些。但是，这与何曾之流一方面侈谈名教礼法，另一方面却趋炎附势、热衷于名利之途的丑恶行径是大有区别的。阮籍政治上的动摇和软弱，乃至最后书写《劝进表》，这除了他自身性格软弱的主观原因之外，应该主要归结为当时不合理现实或社会历史环境的压迫。阮籍本有"济世志"，有理想、有抱负，渴望有一番作为的，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专制主义的暴力却完全扼杀了人性的自由，堵塞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阮籍不得不通过扭曲自身形象的方式来换取一条自全之路。我们所看到的，他一面对司马氏在内心里极为不满，可是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一面对曹氏王室抱有某种同情，可是又对之十分失望，不敢与之太接近；一面想效法"四皓"、"伯阳"，隐身江湖山林，可是又不得不出来做官；一面对现实有强烈的关注，可是又不敢为纠正现实的下合理而奋争。阮籍对自己的作为，大概也是很不满意的。《晋书·阮籍传》记载，其子阮浑要学自己的放达，他表示反对："仲容已豫此流，汝不得复尔。"这与嵇康临终前教子不要走自己纵放的道路，应当谦恭守礼的用意是完全相同的。（参见嵇康《家诫》）但与嵇康相比，由于阮籍处世的态度更为谨慎和小心，在其身上体现的矛盾也更多，其内心的压抑也更为强烈。
就二人的最终结局看来，嵇康虽然身首异处，但死得却是那样从容、坦然、慷慨，而阮籍尽管免受一刀，但他的死却更为痛苦、艰难，震颤人心。如果说，前者给人以痛惜之感，后者则给人以更深的压抑之感。在某种意义上，阮籍的悲剧气氛更为浓重，对于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的士大夫阶层说，具有更为典型和普遍的意义。这种悲剧现象，历史和时代应该是主要导演者，而不能完全取决于阮籍自己。
① 检今本《文选》，无蒋济《劝进表》、止有郑冲《劝进表》，"蒋济"当"郑冲"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