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作 者 简 介
崔之清， 1941 年生，安徽宣州市人。1967 年夏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 1981 年冬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专长晚清史、太平天国史尿当代台湾研究，有《太平天国通史》、《当代台湾经济辞典》、《海峡两岸关系史事日志》等著述多种，发表学术论文60 余篇。
胡臣友， 1964 年生，湖北红安人。1986 年夏湖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91 年夏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专长晚清史、太平天国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 余篇。
洪秀全评传 导 言 一、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追溯中国古代历史，自王朝政治伊始，下层社会的反抗和起义就延绵不绝。夏商周三代的民间起事已难稽考，史家遂把陈胜、吴广的暴动视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陈、吴揭竿而起，反秦起义风暴席卷全国。项羽、刘邦乘势崛起，联手推翻了秦王朝。之后，楚汉相争，泗上亭长刘邦兼并群雄，改朝换代。自此，绿林草莽、失意士子，乃至饥寒农民颇受感染，不断仿效。每当王朝腐败衰微，农民难以生存时，陈、吴式的人物便会发动起义，吸引大批饥民，汇成农民革命洪流，冲击旧王朝的腐朽势力，多次导致朝代的更迭。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也沦为少数领袖或野心家登基称帝、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于是，王朝屡有更迭，社会曲折发展，但农民依然处在贫贱的社会下层。
农民起事的原因大多因统治者暴政逼迫而起。"官逼民反"成了中国历代工朝通常的政治现象。就发展层次而言，小规模的局部地区起事频繁不断，多数为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类型的抗争。一旦聚合并形成规模时，首领们就会提出改朝换代的政治目标。在经济诉求上，自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提出"均贫富"口号开始，直到明末李自成宣布"均田免粮"，起义者多次宣示其平均主义的斗争目标。可是，几乎找不到史料证明他们实施或部分推行了这些口号，至于称王称帝却是他们共同的政治作为。及至清朝，反清起义在清初普遍频繁。康熙以降，政治清明，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基本温饱，局势趋于稳定，没有大的反抗行动。嘉道年间，危机日甚，反清起事随即增多。白莲教起义席卷川楚陕于前，天地会活跃湘桂粤于后，各族人民反抗斗争逐渐遍及全国。这些反抗活动的政治目标多定位在"反清复明"、"替天行道"等口号上，还有不少起事仅限于抗捐抗税、劫富济贫的经济行动，也不乏打家劫舍的绿林盗匪。就发展水平而言，这些起义远不及刘邦、朱元璋、黄巢、李自成等起义的政治高度，还处在简单和低级阶段。因为清朝社会一直是古代传统社会的延续，农民也是封建社会底层的小农，他们很难突破与超越前辈的创造。至于农民的诉求，经济上仍然渴望土地和温饱，政治上企盼一位"好皇帝"，使他们少受剥削，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