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财五音发。体合法度，节究哀乐。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所能关思运巧哉！（《筝赋·序》，载《宋书·乐志一》）
以上这些文字，描述几种乐器形制，讨论其起源、流传、改造的过程，说明乐制的准则及其作用，在音乐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后世极大的重视。研究中国音乐史，从傅玄提供的音乐史料中，能够得到重要的收获。傅玄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史家，这已早成定论。曹魏时，比傅玄年岁稍小的嵇康（224-263），好"鼓琴"，"晓音"（《三国志》卷二一注引）。今存其文《琴赋》、《琴赞》，《声无哀乐论》等，主旨在于讨论音声与情志的关系，偏于理论探讨。这与傅玄重在提供有关资料的情形不尽相同，各有优长，具有互补性。此外，《傅子》存文中，还有关于舆服方面的一些内容，涉及到汉魏时期车制（如舆车、招车、云母车、金根车、蹋楮车、追锋车等）、服制（如汉末著幍、帢的时尚，魏明帝对服饰的改革等）的变化情形，意义不是很大，不再一一引出。
综上所述，傅玄作为一位思想家，除了他政论文中反映出的为司马氏谋"君人南面之术"的主要思想倾向外，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分析，他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儒法为主而又兼容各家，显出杂家的特点。同时他的史学观是进步的，不少见解独步当时；有关机械制作、礼乐典章方面的论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资料。因此，傅玄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仅要注意到他的政论文的倾向和特点，还要顾及到他对中国史学史、科技史和音乐史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九章文学思想及其创作（上）
傅玄一生"著述不废"，不但写下了"数十万言"的《傅子》内、外，中篇，而巨还有不少于"五十卷"①的文集行于世。后世论吉对傅玄其人的评论，往往集中在他的文学成就方面，特别是乐府诗的创作，更引人注目。傅玄作为文学史上一位有地位有影响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中反映出的思想内容，是他全部思想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文学思想
从现存傅玄全部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有关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些言论。其中有两项内容，一是关于"创作论"的，一是关于"风格论"的。
（一）"宗经"、"通变"的创作思想
"宗经"、"通变"，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的创作原则。前者"因文而明道"，主张从儒家经典里探索创作的规范和方法；后者"辞奇而不默"，提出新变要"参古定法"，使创作向好的方面去变。
早于刘栅200 多年的傅玄，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意见。他说：《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引《傅子》文）
这段话是讲宗经的。傅玄生活的时代，《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典籍，称为"五经"，是儒家教育中的重要课目。其中《诗》、《书》两种，更是必读物。《诗》即《诗经》，诗三百篇起初分成风、雅、颂三类，是从音乐得名的，"风"是各地区的俗调，"雅"是正声，"颂"是用于祭把宗庙的乐歌。这是近代学者研究的一致看法。不过，汉魏时期，从体制和内容上解释风、雅、颂意义的《毛诗序》，影响更大。《毛诗序》认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比傅玄略长的王肃，认为《诗序》是孔子得意门生子夏所作，采取尊崇的态度。傅玄评论《诗经》，是站在《诗序》的立场上阐发的，他赞扬雅、颂，从内容性质和风格特点的角度立论，这是清楚的。《书》即《书经》，又称《尚书》。曹魏时，《古文尚书》显于世，尊的是"圣道王功"，王肃作注后，立于学官，并于正始年间刻入了"三体石经"中。《尚书》是上古的史书，它重在记言，即史官根据统治者的讲话所作的记录。《尚书》流传中损坏错乱的情形十分严重，傅玄见到的《尚书》，实际上是先秦儒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古史系统的一部汇编著作；儒家① 《晋书》本传讲"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其中或包括《傅子》在内。《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中注明《傅玄集》"梁五十卷"之数，当近乎实际。
① 这部分内容，参考了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一册和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这两部著作中关于傅玄的论述。宣传自己主张的内容，集中反映在记载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漠》这两篇里。
很清楚，傅玄认为欣赏与写作都应该宗经，而诗以《诗经》中的雅、颂为佳，文以《尚书》中的典、谟为好，它们"文质足以相副"，是"文章之渊府"。所谓"文"，指的是辞采，即诗文的文辞风格，属于表现形式；所谓"质"，指的是意旨，即诗文的思想内涵，属于表现内容。我们今天知道，《诗经》中的好作品主要在十五国风部分，并不在雅、颂部分；《尚书》号称难读，汉代司马迁就已看不懂了，后来唐代韩愈评之以"佶屈聱牙"，点明了此书的特点。傅玄偏偏挑选"《诗》之雅、颂，《书》之典、谟"作为称美对象，就是从内容纯正、风格典雅的意义上考虑"正言"、"盛德"，的圣人之政的。这种评论标准也一直为儒家士大夫津津乐道。比如，汉代扬雄就很推崇"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乃玉乃金"（《解难》），荀悦称"圣人之文"有"幽深"、"理微"、"数博"、"辞约"、"章成"这五奥之美（《申鉴·杂言下》）：与傅玄前后相近的李密说《尚书》的典、谟"简雅"（《晋书》本传），陈寿也说"咎繇之谟略而雅"（《表上诸葛氏集》，见《全晋文》卷七一）；还有宋代朱熹称雅、颂"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集传·序》）。由此看来，选中既难懂又没有多少文学意味的庙堂之作当成"文章之渊府"大肆吹捧，这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宗经思想决定了的。傅玄的"宗经"思想很浓重。比如，他在《傅子》里说："君子审其宗而后学，明其道而后行。"提到匡衡善《诗》、张禹善《论语》乃"儒学之荣"，认为《论语》是"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大论贵教、好德、修行之道，把经书中宣扬的圣人之"道教"比作天地日月，前面我们论之已详。入晋以后，他也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礼教通过文艺作品表现的问题。例如他说：乐以移风，与德礼相辅，安有失其所。（《云门篇》）
??声教所暨，无思不顺。
教以化之，乐以和之。??礼慎其仪，乐节其声。（《食举东西厢歌》）
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钟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乐而不淫，好朴尚古。四座先迷而后悟，然后知礼教之弘普也。（《辟雍乡饮酒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