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据史书记载，董卓作乱时，献帝东迁途中，史书典籍"略无所遗"，"湮没不存"（《后汉书》的《蔡邕传》、《献帝纪》），因此有人认为《东观汉记》在这场浩劫中遭厄全亡。我们从傅玄的言论中可知，或许蔡邕撰集部分多失，而《东观汉记》总体上是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傅玄于曹魏正始年问得以阅览全稿，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后来《隋书·经籍志》载录143 卷之数，也是真实情形。
（四）傅玄的史学观
傅玄不仅有关于对历史人物、前代典籍以及"三史"得夫成败方面的言论，而且他有撰写《魏书》的实践，从中可见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他认为，"良史"应该具有直笔的特点。他不满《汉书》、《东观汉记》的书法，就是因为其中曲笔大重，"拘时"陋习太浓，以致歪曲了历史真相，颠倒了忠好是非。他的这些看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首发之论。晋代张辅、刘宋时范晔、唐代刘知几等批评班固及其《汉书》之失的意见，实际上都没有超出傅玄议论的思想高度。而且他们并没有像傅玄那样，兼及《东观汉记》。如果说《汉书》还多少受到《史记》的影响，只是"续前史"而作出增删调整的话，那么《东观汉记》就是另起炉灶，从中更能反映班固史学思想的偏失。因此，观察《汉书》应该而且必须联系《东观汉记》编修的指导思想。傅玄这样做了，而上述其他几位史学家却缺少这一环节，尽管他们当时都有条件看到《东观汉记》。
傅玄撰成的《魏书》，今可见存文不多。刘知几大概看到过这个完本。
他在赞同傅玄批评《汉书》意见的同时，讥讽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史通·书事》）这话既针对班固，又有挖苦傅玄的意味。刘知几总的倾向是崇扬《汉书》的，他捎带着批评了傅玄，是说傅玄所成《魏书》也并不见得高明。这里应该先说明白，评论与写作是两码事，相提并论不合逻辑。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就《傅子》中所记三国事，作点粗略考察。傅玄记叙三国人物，内容较完整的，今存《刘晔传》和《马钧传》。刘晔在曹操时作为谋士，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明帝时作为辅臣，心计太盛，自我暴露。傅玄记这个人物，既显示其机智的一面，又揭示其巧诈的一面，赞其美而叹其伪，写得很有特色。至于马钧其人，巧于工艺，拙于言辞，功不可没，用不可妄，立传书其事，就很不寻常。通过这两人的传记，我们能够发现傅玄传人重事实的特点。刘晔也好，马钩也好，各有其所长，各有其所短，既不应以长护短，又不能以长攻短。
再看其他零星记载。如记曹操，写他南征孙权失利之误，记他北代袁绍不好，似乎不及文字"尤烦"的问题。刘勰当时或 另有所见，可惜傅玄关于"尤烦"的具体内容，文字已不存了。
前"欲讨之，力不敌"的犹豫，表现他广延有识之士又事事咨询的虚心态度，反映他在"天下凶荒"之时裁帛为蛤的简易处境，点出他受人（丁仪）离间诛杀名士的草率行径，等等，这些内容是《三国志》未载入的，从中可见曹操其人既力统帅又为凡人，既是英雄又是枭雄的双重性格特征。又如记魏明帝，写他防范大臣，下令改变舆服之制；傅玄攻击何晏好着妇人之服力"服妖"，其实也是言及魏明帝的，因为这是明帝僻好，此风是他刮起来的。再如记吴、蜀之事，写东吴孙策、孙权治下人才济济，境内安宁；叙蜀汉刘备手下有"三杰佐之"，而诸葛亮又是。"一时之异人"，这些记载客观地反映出天下三分的历史实际，并不因曹魏挟天子之重而轻贬其他割据政权。傅玄还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加以褒贬评论，如管宁之"醇德"、胡昭之好学、荀彧荀攸之贤、袁涣华歆之清、郭嘉之谋、傅嘏之识、曹仁之勇，以及何晏，邓飏一伙的朋党无行，等等，有的材料充实，有的仅留只言片语，但不管怎样，这些点滴所见仍是我们了解把握这些风云人物的少见线索，也是理解曹魏史实的重要依据。
因此，仅从《傅子》今存有关曹魏史有的记载来看，傅玄秉笔直书的这一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跟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是很有关系的。
四、礼乐典制方面的议论
傅玄一生曾为曹魏史官，又参与后来司马氏政权制定礼乐方面的活动，在《傅子》中较多地保留有关于礼乐典章方面的议论文字。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对讨论他的思想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从学术意义上讲，这正反映出他远宗荀儒而重礼的思想倾向，而且在历史上曾经很有影响。沈约《宋书》、萧于显《南齐书》，以及唐代修成的《晋书》、杜佑所撰的《通典》，在诸志里大量吸收傅玄的议论，可见重视的程度。下面我们分项摘录他这方面的重要言论。
（一）关于礼制服丧原则
傅玄曰：母舍己父，更嫁他人，与己父绝，甚于两夫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书以后，俗儒造之。（《通典》卷九○，《意林》卷五引。文前尚有"礼云，继父服齐衰"数字，疑非《傅子》正文。）
先王之制礼也，使疏戚有伦、贵贱有等，上下九代，别为五族。骨肉者，天属也，正服之所经也；义立者，人纪也，名服之所纬也。正服者，本于亲亲；名服者，成于尊尊。亲尊者服重，亲杀者转轻，此远近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转薄，此高下之叙也。《记》曰："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①人纪准之，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为于。嫂之与叔，异族之人。本之天属，嫂非姊，叔非弟也，则不可以亲亲理矣；校之人纪，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体无正统，定其名分，不知所附。（《通典》卷九二，"叔嫂服"）征南军师、北海矫公智父，前娶夹氏女，生公智，后而出之。未几，重娶王氏女，生公曜。父① 这段话见于《仪礼·丧服传》。
终之日，谓公智曰："公昭母年少，必当更嫁，可迎还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夹氏女，非复矫氏妇也。今将依汝居，然不与矫氏家事。"夹氏来至，王氏不悦，脱绩经而求去。夹氏见其如此，即还归夹舍。三年丧毕，王氏果嫁。夹氏乃更来。每有祭祀之事，夹氏不与。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夹氏并不为制服。后夹氏疾困，谓公智："我非矫氏妇，乃汝母耳，勿葬我矫氏墓也！"公智从其母令，引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还，于是为服三年。公曜以夹氏母始终无顺父命，竟不为服。（《通典》卷九四，"出母，父遗命令还，继母子服议"条）
以上这三段文字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服丧原则如何遵守的问题。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之道，由此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家族统治体系。后来儒家专门将丧服制度写入《仪礼》这部经典中，服丧轻重的名目体现着贵贱亲疏的分别，以此强化宗族内部的凝聚力，维护社会的秩序，巩固封建统治。这是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但是，汉末大乱，曹操执政以后，丧服制度遭到了破坏，不再遵守。这种状况在曹魏时期仍然沿袭而行，没有恢复旧传统。西晋政权建立后，以孝治天下，着手推行原先实行过的服丧规定。可是由于中断了几十年的缘故，一时实行起来，自会出现种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需要解释，需要明确。前面我们说过的晋初武帝服丧事，傅玄曾对羊祜作过一番阐述，就是一个例子。这里涉及到的不为继父服丧、叔嫂无服、后妻子应为前妻子之母服丧的议论，应该是在入晋以后的事。由于其中有些特殊的情形，按《仪礼》规定又没有明文交代，怎样对待就要看如何理解了。傅玄所议，是从服丧原则中的出入、名服、从服的角度出发，以严格的男尊女卑的父权制为依据的。具体细节无需深入讨论，只需指出：傅玄是站在儒家礼制这一"大本"的立场上说话的。
（二）关于乐制乐器的记载
傅玄曰：律吕本于天地，岂关昆仑？凤雌雄，声能定之哉？此好远之谈也。（《北堂书钞》卷一二○）琵琶体圆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通典》卷一四四，"琵琶"）《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赢秦之未，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桃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琵琶赋·序》，载《宋书·乐志一》）
神农氏造琴，所以协和天下人性，为至和之主。齐桓公有鸣琴曰"号钟"，楚庄有鸣琴曰"绕梁"。中世司马相如有琴曰"绿绮"，蔡邕有琴曰"焦尾"。皆名器也。（《琴赋·序》，载《北堂书钞》卷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