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钱注杜诗》二十卷
钱谦益笺注，初刻于康熙六年（1667），名《杜工部集》，后中华书局排印本改题今名。钱谦益才大学富，精研杜诗数十年，且与朱鹤龄因注杜愤争而交恶，②故对此书反复推敲，死而后己，所以此书确为钱氏的精心杰构。钱氏对宋代旧注之芜杂繁复极为不满，故极少采录，全书之笺语大多出于本人深思的结果，尤其注重以史证诗，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钩稽考核来阐明杜诗大旨。关于杜甫的交游及唐代的地理沿革、典章制度的笺注也确凿精审，学术价值很高。书中仅录白文的杜诗达五百多首，绝不烦冗。钱氏自己对书中关于杜诗讥讽玄肃之际史事的阐述最为得意，在序中引其族孙钱遵王之言"凿开鸿蒙，手洗日月"云云。我们认为钱氏的目光确很敏锐，例如《诸将五首》的笺注就极为深刻，但他有时也失于求之过深，如他把《洗兵马》全诗主旨解成讥刺肃宗就大谬不然（参看第二章第二节）。此书在清代曾遭禁毁，但禁而不止，流传至今，是一影响深远的杜诗注本。
（三）
《杜工部集辑注》二十卷
朱鹤龄撰。朱氏初应钱谦益之请，欲以钱笺与已注合成一书，后因意见不合，乃自成此书，初刻于康熙九年（1670）。朱氏是清初经学家，腹笥甚富，著作等身，此书又曾经百余名学者的参订，故并不象钱谦益所说的是"旨趣滞胶，文义违反"（《草堂诗笺元本序》，《钱注杜诗》卷首），而是很有价值的一种注本。此书的优点在于，它对宋代以来的旧注作了较全面的整理，既不象宋人集注那样一味求博而兼收并蓄，也不象钱笺那样摧陷廓清而所余无几，繁简适度，取舍甚当。此外，朱氏对杜诗中典故成语的注解极见功力，征引类书之广博连钱谦益也颇为心服。对唐代史实、地理之考订，朱注也时有新见。朱注对后来的注本如《杜诗镜铨》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
《杜诗详注》二十五卷
仇兆鳌撰。此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写成进呈，后经增补，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改定刊行。此书的特点就是一个"详"字，其长处在于详尽，几可视作对康熙以前各种注本之集注，对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诗话也采摭甚丰，许多罕见之书 如《杜臆》就是靠仇注的引用才为世人所知。其短处是繁琐冗沓，一字一句皆求出处，分析段意也嫌琐碎。此外，仇注是清代唯一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杜诗注本，可见它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承认。全书中处处强调杜甫的忠君思想，观点陈腐，是一大缺点。清未施鸿保撰有《读杜诗说》一书，专纠仇注之失，可参看。
（五）
《读杜心解》六卷
浦起龙撰，初刻于雍正三年（1725）。此书注释极为简明，于旧注多取钱、朱、仇三家，不作繁琐的征引和考证。它的重点在于解，以史证诗，对杜诗旨意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论《后出塞》所咏之人出于虚构等。在分析段意方面，浦注颇能提纲挚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仇注分成十段，甚为琐碎，而浦注分成三大段，简明扼要。然而浦注缺点也不少，首先是编次凌乱，以诗体分成六卷后又各自编年，体例欠善。其次是评说章法时颇染八股陋习。其三是强调杜甫的忠君思想，观点之陈腐一如仇注。
（六）
《杜诗镜铨》二十卷
② 关于钱谦益与朱鹤龄开始时合作注杜后因意见不合终于各刻一注的过程，洪业先生庄《杜诗引得序》中叙之甚详，可参看。
杨伦撰，初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清代重要杜诗注本中，此本最为晚出，故能参酌众长，又出之以简明扼要，立论亦平正通达，较少有穿凿附会或炫奇逞博之病。毕沅在序中极口赞扬，固属过誉，但此本确为最适于一般读者之杜诗注本，故翻刻本很多，流传极广。
除了上述六种之外，清代较有特色、较有价值的杜诗注本还有金圣叹《杜诗解》、吴见思《杜诗论文》、卢元昌《杜诗阐》、黄生《杜诗说》等，不胜枚举。就学术水准而言，清代注本后来居上，是对历时千年的杜诗阐释学的总结。
当我们阅读历代社诗注本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注家们大多认为自己的注本最能得杜诗之精华，"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①并常对别的注家作严厉的批评。钱谦益、朱鹤龄两家互相攻汗也许是个特例，但我们在金圣叹、浦起龙等人的注本中也时常看到对别人的尖刻讥讽。然而事实上这些注家各有所得，这正是众多的注本井行不废的原因。我们认为这种现象证明杜诗是一个取之不竭的艺术宝库，其中蕴藏着形形色色的连城之壁，有的注家珍视自己所得之"壁"而讥他人所得者为"赋砆"，其实那不过是反映了各自的眼光不同而已。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意义都是不可穷尽的。对于杜诗来说，前代注家在编年、背景解释、字句训诂等方面已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是杜诗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依然有待于进一步的阐发。我们尤其希望出现体现当代意识、反映当代杜诗学水准的新的杜诗注本，近闻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正在紧张地进行这项工作，海内外学林翘首以待！
① 此借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语，见《文选》卷四二。六、文化意义："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杜甫早年壮游，晚年飘泊，行踪所到之处，保留下来许多遗迹，连一生好游名山大川的李白都难以比拟。在诗人曾结庐居住的地方，后人修建了许多词字以纪念诗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杜甫离蜀后，草堂一度荒芜倾废。到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觅得旧址重结茅屋，草堂胜迹得以保存下来。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吕大防知成都府时，重建草堂，并绘杜甫像于壁，从此草堂就成了纪念杜甫的祠字。至南宋、元、明、清各代，草堂曾经多次修葺。在清嘉庆十六年（1811）大修后，主要建筑和园林布局保存至今。 1955 年，在草堂成立杜甫纪念馆，不但整饰园林，而且广搜杜集版本及有关文物收藏于内。 1980 年，在草堂成立了杜甫研究学会，次年又创办了《草堂》（后更名为《杜甫研究学刊》）。 1985 年，纪念馆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今日之草堂内有诗史堂、工部祠等古建筑，且遍植杜诗咏及之花木。工部祠面对柴门，东连花径，西设水槛，游人至此宛如身入诗人亲建之草堂，倍感亲切。整个草堂的词字建筑与园林设置浑然一体，反映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杜甫草堂不但是骚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场所，而且是广大人民喜爱的游赏胜地，游人到此缅怀诗圣，同时也沐浴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
除了成都草堂之外，在陕西延安、甘肃天水与成县、四川三台等地也留下了杜甫草堂或祠堂等纪念性建筑物，有的地方（如天水）还不止一处，而且屡毁屡建，祭祀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