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减少战争，让人民过和平生活。杜甫对战争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对于唐王朝穷兵默武的开边战争，他坚决反对，《兵车行》、《前出塞九首》等诗就是明证。对于唐王朝平定叛乱及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他坚决支持，这在《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警急》、《西山三首》等诗中体现得很清楚。在国家的统一不受分割的前提下，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乾元元年（758），杜甫看到安史之乱即将敉平，作《洗兵马》以抒愿："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大历四年（769），垂暮的诗人又作《蚕谷行》：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三是薄赋轻谣，减轻农民的负担。杜甫认为"俭德"是治国之本："文王日俭德，俊乂始盈庭"（《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俭德"即节用爱民，减轻租赋，所以他又说："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面对着现实中的急征暴敛，诗人不断地予以愤怒的谴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驱竖子摘苍耳》）"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征戍诛求寡妇哭，远客中宵泪沾臆！"（《虎牙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苛政是逼迫人民挺而走险的根本原因："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他大声疾呼："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对于社甫的这些政治主张，《新唐书》本传谓之"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若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迂阔"。①我们认为，由于杜甫一生中始终没有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机会，所以除了在肃宗朝一度直言进谏之外，上述政见都处于理想的状态。凡是理想，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理想越是远大、崇高，它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大。社甫的这些政治主张其实就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也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进步政治家们共同的理想。我们读《论语》、《孟子》，读《贞观政要》中所载魏征之言，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能感到它们与杜甫的主张有强烈的相似之处。发人深省的是，从孟子以来，这些政治家也常被世人目为"迂阔"。孟子"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在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注疏》卷首）魏征劝唐太宗行仁政，有人攻① 例如罗宗强先生就持这种观点，见《李杜论略》第61、62 页。
郭子仪是肃、代二朝的社稷之臣，杜甫的某些主张竟与之不谋而合，①这说明杜甫对军国大事能提出相当高明的切实措施，并不一味地"高而不切"。
当然，杜甫的政治才识更重要地体现为，他对当时尚未发生的政治事变的预见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当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唐王朝还呈现着花团锦簇的虚假繁荣时，杜甫已敏锐地感到了大动乱的逼近。天宝年间唐王朝的开边战争频繁不断，有时还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可是杜甫却看到了内郡调弊、人悲鬼哭的阴惨景象。②玄宗奢侈骄淫，杨氏兄妹游宴无度，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歌舞升平的象征，可是社甫却看到了① 这种政治主张如能付诸实施或部分付诸实施，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魏征对贞观之治的贡献就是明证。当然，在杜甫的时代，这种主张距离现实较远，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它根本没有必要为迁就黑暗现实而降低自身的高度。
① 钱笺" 括"云云，实乃不谋而合之意。因为杜甫当时正处僻远的梓州，不可能很快就知道郭子仪给朝廷的奏章的内容。
② 例如天宝十载（751）鲜于仲通伐南诏丧师后，杨国忠复命李宓南征。杜甫《兵车行》对此进行了批判，可是高适、储光羲等人却作诗对此大加颂扬，参看周勋初先生《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史探微》）。
奸臣弄权、外戚乱政的动乱征兆。对于安禄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后出塞五首》之四）的骄横表现，杜甫曾多次预言即将发生藩镇叛乱的危险。除了对安史之乱这个大事变的酿成、发生洞若观火之外，杜甫对于一些次要的历史事件也有先见之明。如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王朝为了迅速平叛，向回绝借兵。杜甫对此深以为忧，在《北征》、《留花门》等诗中表示了他的忧虑。又如杜甫人蜀路经剑门，对那里地势险峻颇怀隐忧。后来，勇悍善战的回纥兵果然成为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形势险要的蜀地也果然成为军阀割据的巢穴。对于玄、肃二朝出现的乱兆，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二、卷二三中曾为之条分缕析，如云："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度量有涯，淫溢必泛，盖必然之势矣"；"借援夷狄，导之以踩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等等，都与杜甫所言者若出一人之口。一位诗人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所作的预言竟与后代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对于社甫的政治才能，历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杜甫仅仅"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并无实际的政治才能。第二种看法正好相反，宋人郭印称杜甫："诗中尽经济，秋毫未设施。"（《草堂》，《云溪集》卷三）朱翌则称杜甫："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永乐大典》卷八九六弓《灊山集》）陆游更慨叹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清人蒋士铨亦有同感："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忠雅堂诗集》卷二）今天的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杜甫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①我们认为，历史是不能逆转、假设的，既然历史没有给予社甫以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我们也就无从判断他到底能否成为社稷之臣。我们的看法是：杜甫对于政治确实具有相当高明的见解，体现了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隐患的政治器识。但是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宁可说他是一位观察力极其敏锐的诗人。与其说他对某些历史进程的预见体现了他的政治才能，宁可说那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杜甫曾多次预言叛乱即将被敉平，预言唐王朝即将出现中兴的局面，②然而都没有料中。所以他在晚年痛心地说："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可见他的某些预言也只是表示了诗人的主观愿望，而不一定是审时度势的结论。既然杜甫准确地预见到的事变全是国家和人民的祸患，他所提出的政治措施也主要是对国家祸患的挽救之方，我们就有理由肯定那主要是由于他怀有一种深广、沉重的忧患意识，一个时时刻刻在忧国忧民的诗人当然比一般人更容易觉察到国家祸患的隐伏滋生。
① 参看祁和晖、谭继和《能臣之才，良臣之节--论杜甫的政治器识和节操》）（《草堂》1986 年第1 期）、《杜甫被埋没了的本质--论少陵瑚琏资质与上乘政治器识》（《草堂》1987 年第1 期）。② 例如《喜达行在所三首》、《北征》等诗，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六、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
那么，杜甫所怀有的忧患意识是不是有所从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忧患意识的起源。
远在生民之初，忧患就是与生俱来的。初民们的忧患意识，正是严酷的客观现实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氏族首领几乎都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并非仅仅出于儒家的虚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乱频仍，从王公大人到黎民百姓都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因为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总是形影相随的。既然忧患意识笼罩着整个时代，反映着时代意识的诸子百家当然都难以摆脱忧患的阴影。那些主张入世的思想流派无一例外地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情色彩，孔子栖栖惶惶，墨子摩顶放踵，诚如《庄子·骈拇》所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毫无疑问，在春秋战国时代最深沉地体现了时代的忧患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读儒家经典时，总是能感觉到字里行间有一种深重的忧患感。《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尚书·君牙》篇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儒行》篇说："虽危，起居尚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诗经》中更是充满了忧危之词："人之云亡，心之忧矣"（《诗经·大雅·瞻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鄘风·载驰》），等等。而首次明确指出忧患意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则是孔子，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孟子继而提出了"生于忧患"（《孟子·告子》下）的著名命题。更重要的是，儒家的忧患意识是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密不可分的。儒家思想家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补天的重大使命。孔、孟都没有真正掌握过政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正因为有了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的情形下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甚至不惜用"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献身精神为理想而奋斗。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虽是来源于儒家思想，但他把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用文学样式表达出来，却是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传统。在杜甫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体现了忧患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体上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的忧患意识，从宋玉《九辩》、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到曹植、阮籍的"忧生之嗟"①都蒙上了这种忧患的浓重色调。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等篇与汉代梁鸿的《五噫》、张衡的《四愁》，所表达的忧思都不仅仅止于诗人自身。这后一种倾向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和贾谊。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司马迁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史①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诗序："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邀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文选》卷三○）阮籍《咏怀诗》颜延之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发兹咏，故每有忧生之嗟。"（《文选》卷二三）。
记·屈原贾生列传》）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②此外，《天问》仰问苍天以抒胸中之愁怨，《招魂》呼号四方而愁魂魄之不归，即使是《九歌》那样的祭神乐歌，其中又夹杂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朱嘉《楚辞集注》卷二）的男女恋情，然而如《云中君》云"极劳心之忡忡"，《山鬼》云"思公子兮徒离忧"，也常有哀怨忧伤的情调。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严羽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沧浪诗话·诗评》）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意识，这里面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以及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九章·哀郢》）"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九章·惜往日》）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当时在说客之间流行着"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见《战国策·楚策一》），可见它仍足以与秦国相抗衡。即使到屈原沉江五十余年之后，①其时楚已损兵失地，国势衰微，但秦始皇命老将王翦率师伐楚，王翦还一定要有六十万士兵才肯出师，从中不难窥见楚国的实力。总之，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体现了诗人心中的忧患意识，体现了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贾谊生活的汉文帝时代，是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西汉帝国正蒸蒸日上，日趋富强，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时发忧世之言。他上疏文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汉书·贾谊传》）贾谊的赋虽然没有直陈时事，但其中充满着悲愤抑郁之情，其忧患的情调是与他的忧国之念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