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和创作，宋人葛立方曾慨乎言之："其起居寝兴之适，不足以偿其经营往来之劳，可谓一世之羁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韵语阳秋》卷六）成都草堂从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成为后人瞻仰、凭吊诗圣遗迹的场所，草木有知，当感欣慰。但是杜甫在草堂的经历也不可谓之不幸，因为他毕竟在这里过了一段稍为安定的生活，得以仔细地体味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并仔细地观照平凡的草木虫鱼，从而写出了那么多优美的诗篇。
六、夔府孤城：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思考
杜甫在成都虽然过了几年较为安定的生活，对他辛苦经营起来的草堂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内心深处是不愿终老于斯的。早在上元二年（761），他就说过："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年？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一室》）仇兆鳌注："公在蜀而怀楚也，??襄阳本公祖居，故欲留迹其地。"（《杜诗详注》卷一○）广德元年（763）春，杜甫在梓州，更明确地表示："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仇兆鳌注："盖恐北归未能，转作东游之想也。"（《杜诗详注》卷一一）同年社甫又说："波涛不足畏，三峡徒雷吼。??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广德二年（746），他又在间州说："巴蜀愁谁语，吴门兴奋然。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游子》）简直连东下的具体路线都已安排好了。只是由于其年三月严武复为东西川节度使，且来信相邀，杜甫才携家回到成都。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卒，杜甫对成都无所依恋了，就决计携家东下。①他作诗总结自己在蜀地的经历：去蜀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何必泪长流。
仇兆鳌注："关塞阻，难返长安；潇湘游，将往荆楚也。"（《杜诗详注》卷一四）从全诗来看，杜甫去蜀东下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残生随白鸥"一句，意即漂泊江湖，以度余年。稍后，当诗人舟下渝州（今四川重庆）、忠州（今四川忠县）时，又作诗自叹："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此时诗人心目中的白鸥已不再如早年的诗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那样具有豪情英气和飘逸色彩，而变成孤独、飘零的象征了。
杜甫一家约于五月初离开成都，乘舟沿岷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时稍作盘桓，复沿江东下，经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忠州，于九月初到达云安（今四川云阳）。因旅途辛苦，杜甫肺病与风痹发作，致使双脚麻痹，只好在云安留滞养病。直到第二年即永泰二年（766）春未才继续东下，迁居夔州（今四川奉节）。
夔州在唐代属山南东道，州治在今奉节县城东十余里处，靠近瞿塘峡，实际上就是以汉代公孙述所建的白帝城为基础扩建而成的，故唐人往往径呼夔州城为白帝城。①杜甫刚来夔州，借居在城内的西阁。大约一年之后，又移居赤甲、瀼西草堂，后又移居东屯，直到大历三年（768）正月才出峡东下。杜甫在夔州居住了将近两年，此时他的生活还算安定。当时任夔州都督兼御史中丞的柏茂琳待杜甫甚厚，杜甫得以在瀼西买果园四十亩，又主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还有一些奴仆，如獠奴阿段、隶人伯夷、辛秀、信行、女奴阿稽① 友人陈尚君先生认为杜甫离蜀与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有关而与严武之死无关（《社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84 年第1 期），其说甚新，但尚乏坚证，此处仍沿旧说。
① 详见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访古学诗万里行》中《夔州白帝辨遗踪》一节。此书是实地考察的结果，对杜甫在夔州时住过的一些小地名都有详细说明。
等。然而诗人的心情是压抑的，心境是悲凉的。四百年之后，陆游来到此地，凭吊杜甫遗迹，不胜感慨地说：少陵，天下士也。??然去国寝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俛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旬，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
的确，社甫在夔州过的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而所依附的对象又是柏茂琳之流的小军阀，对于这位年过半百、自许甚高的诗人来说，那是极其委屈、辛酸的经历。而且，此时郁积在杜甫心头的悲辛绝非仅有依附他人一事。
首先，唐王朝的形势不但没有如杜甫所希望的那样好转，反而继续恶化。宦官鱼朝恩权势日炽，大历元年八月，仅能执笔辨章句的鱼朝恩竟然至国子监升座讲经。宰相元载专权，竟然奏请百官论事须先白宰相。第五琦行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大历元年（766）十月，代宗生日，诸道节度使广献奇珍，中书舍入常衮上言谏之，不听。大历二年067）七月，代宗始重佛，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寇至即令颂经祷之，寇去则大加赏赐。胡僧官至卿监，势移权贵，官吏皆废人事而奉佛。军事上河北诸镇割据如故，大历元年有周智光作乱，扰乱关中。永泰元年（765），吐著、回纪兵至奉天，京城震恐。大历二年吐蕃围灵州，京师戒严。蜀中亦因汉州刺史崔旰攻杀西川节度使郭英义，军阀互相征讨，一时大乱，几年前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后一度出现，曾令杜甫兴奋不已的"中兴"局面就象海市蜃楼一样转瞬即逝了。
其次，杜甫的交旧此时已大半凋零：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储光羲、房琅卒于宝应二年（763），郑虔、苏源明卒于广德二年（764），高适、严武卒于永泰元年（765）。当郑虔卒于台州贬所、苏源明饿死于长安的消息传来后，杜甫写下了"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的沉痛诗句。永泰元年秋，严武的灵枢归葬故里，船经忠州，杜甫登舟致悼，作《哭严仆射归榇》一诗，有"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之句。同年，杜甫在云安听说房琯灵柩归葬洛阳，作《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有"尽哀知有处，为客恐长休"之句。故旧凋零使杜甫感到寂寞、孤独，也使他痛切地感到自己已到风烛残年了。
其三，杜甫的健康状况此时日益恶化。诗人原来就患有肺疾、风痹、疟疾、消渴（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移居夔州后，对那里的水土、气候很不适应，疾病时时发作，身体越来越衰弱，眼暗耳聋，牙齿半落，行路需要倚杖甚至人扶，连浇愁的酒也不敢常喝了。
心头的烦闷常常会以外部环境为发泄的对象，于是我们在杜甫的夔州诗中看到了如下的现象：诗人一面赞赏夔巫山水的雄奇壮伟，一面又抱怨那里风土的恶劣，这种情况浓缩为一句诗："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诗人不但埋怨那儿的人情："此乡之人器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最能行》），而且埋怨那儿的习俗："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徘谐体遣闷二首》之一）有时甚至连山水自身也使诗人感到厌烦："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闷》）①① 《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一七。按：陆游此文作于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然而压抑和烦闷并没有扼杀杜甫的创作生机，相反，杜甫在夔州的两年之间共作诗四百三十多首，约占其全部诗篇的百分之三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杜甫的夔州诗的题材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举凡以前在他笔下出现过的内容，从朝政国事、民生疾苦到生活经历、亲友之情，应有尽有，尤其是在成都时期开始的多写生活细节与咏物诗的倾向，此时又有所发展，例如《鹦鹉》、《孤雁》等一组八首咏物诗，被仇兆鳌评为"托物寓言，情与景会"（《杜诗详注》卷一七）的佳作。然而杜甫夔州诗最引人注目的题材走向是出现了大量的回忆往事和历史的作品，体现着一种浓厚的怀旧情愫。一件书画作品、一次歌舞表演，甚至时序节令和普通物件都会成为打开他记忆闸门的钥匙，例如：一件张旭的草书使他慨叹"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几幅画鹰使他"忆昔骊山宫，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猎，此物神俱王。"（《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而李十二娘的舞姿不但使他忆起其师公孙大娘的高超舞蹈艺术，而且由此联想起"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的不幸历史（《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社日与九日本是普通的节日，但前者使他想到历史人物东方朔和陈平（《社日两篇》），后者又使他追忆与亡友苏源明、郑虔采菊痛饮的经历。（《九日》）"寒空见鸳鹭"使他"回首忆朝班"（《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之四），"侧生野岸及江浦"的荔枝又令他悲叹"劳人害马翠眉须"的历史悲剧（《解闷十二首》之十二）。甚至春菜、秋瓜也使他沉浸到回忆之中，写下了"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立春》）和"一辞故国十经秋，每见秋爪忆故丘"（《解闷十二首》之三）的动人诗句。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此时的杜甫如此喜欢回忆过去呢？
青年喜欢展望未来，老人喜欢回忆过去，这本是人之常情。而对于夔州时期的杜甫来说，促使他经常回忆过去的因素，不仅仅有人生道路快走到尽头时的心理状态，而且有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前途的深深的失望情绪。当诗人在萧瑟秋风中登上夔府孤城，望着那一轮冉冉下沉的落日时，他对大唐帝国与他自己的命运凄其有所感。既然向前展望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于是诗人就回首反顾，让过去那些令人怀念和激动的日子来填充空虚、哀愁的心灵，通过对国家兴亡盛衰的反思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或者干脆以对于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吟咏代替对于目前时局的评说和对于未来道路的朦胧希望。也就是说，上文所述的杜甫在夔州时积压在心头的失望、压抑、苦闷就是他大量写作怀旧与咏史诗的创作心态。①总的说来，杜甫夔州诗中的回忆包含下列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这方面的主要作品有《壮游》、《昔游》（"昔者与高李"）、《遣怀》、《昔游》（"昔谒华盖君"）等。正是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诗人生平事迹（尤其是早年事迹）的宝贵资料，也提供了关于诗人的心路历程的清晰轨迹。
壮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