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光羲那年四十六岁，正任监察御史之职，但也有不得志之感。②总之，四位诗人在当时都可算是落拓文人，只是杜甫的处境更为窘迫一些。但是我们读了四首登塔诗后，却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思想倾向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呢？
岑参和储光羲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重点在于写一个佛寺中的浮图，把登塔时所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胡震亨所说的，"用教乘中语义"。岑诗结尾云："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虽也隐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毕竟是要逃到佛家净域中去。储诗结尾云："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更是认为世问万物皆为虚无，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的归宿。所以说，岑、储二人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浮图之高耸与景物之广远，都是为了象征或衬托佛家教义之高与法力之大。换句话说，他们缺乏直接面对那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现实社会的勇气（至少在此诗中表现为如此），却希望皈依佛门，逃避现实。
高适的诗则与之不同。高适是很有用世之志的，高诗中虽然也有"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之类句子，但毕竟不是"终篇皆彼教语"，特别是结① 据陈铁民、侯忠义《岑参年谱》。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作三十八岁。② 储光羲于天宝九载（750）始任监察御史。（据陈铁民说，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监察御史的官品为正八品上。储光羲天宝十一载作《哥舒大夫颂德》中有"顾我抢榆者，莫能翔青冥。游燕非骐骥，踯躅思长鸣"之句，可见他仍有不得志之感。
尾四句："盛时惭阮步，未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说明诗人在登临佛寺浮图时并没有忘记要为国家效劳。这无疑要比岑、储两人的态度积极得多。但是，高适着眼的只是他个人的前途，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在其诗中留下痕迹。
杜甫的诗就完全不同了。它一开头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仇兆鳌注："'百忧'，悯世乱也。"（《杜诗详注》卷二）穷愁潦倒、衣食艰难的诗人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他个人的生活。他一登高望远，就立即将眼前景物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正如浦起龙所说："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只一凭眺间，觉河山无恙，尘昏满目。"（《读杜心解》卷一）在胸怀百忧的诗人看来，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层惨淡的颜色。"烈风无时休"固然是高处的应有之景，但又何尝不是时局飘摇、天下将乱的征兆？宋人胡舜涉解此诗曰："《登慈恩寺塔诗》，讥天宝时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则人君失道矣。贤不肖混淆而清浊不分，故曰'径渭不可求'。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三山老人语录》，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胡氏认为全诗都隐含讥刺，当然穿凿过甚，所以清人施鸿保批评他说："通首皆作喻言，屑琐牵合。"且指出："前十六句，皆但写景"。（《读杜诗说》卷一）那么，"秦山忽破碎"这几句究竟是单纯的写景还是有所寓意呢？我们认为其中还是有所寓意的，但是不能象胡氏那样逐句比附，处处落实。就是说，这些句子确是写景，但这是写的一个胸怀百忧的诗人眼中的景，所以诗人胸中的忧愁之情与眼中的苍茫之景已在下意识中融为一体，我们不必也不能再把它们分开来。至于"回首叫虞舜"以下八句，注家都认为是由写景转为寓意，我们也这样理解，试作诠释如下："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浮"，明末潘柽章云："高祖号神尧皇帝，大宗受内掸，故以虞舜、苍梧言之。"（《杜诗博议》，《杜诗详注》卷二引）①因为慈恩寺既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场所，又是唐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个象征，②当杜甫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登上寺塔时，就自然而然地眺望太宗的昭陵而缅怀大唐帝国的全盛时代。可是盛世已经消逝，尽管诗人满怀希望地呼唤它，也不会复返了，剩下的只是愁云惨雾而已。"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二句是以周穆王和西王母游宴于瑶池之传说以刺玄宗、杨妃，注家于此均无异说。虽说诗中的"瑶池"不一定是比喻骊山瘟汤，①诗人登塔时玄宗、杨妃也并不在华清池，②但诗人远眺骊山，即景生情，不由得对玄宗沉面于酒色淫乐感到惋惜、愤慨。① 仇氏引《杜诗博议》皆标作"明王道俊"，误。因仇氏实未见其书，《杜诗详注》中凡引《杜诗博议》处皆转引自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而朱氏所引则为潘柽章所著，详见蔡锦芳《<杜诗博议>质疑》（《杜甫研究学刊》1989 年第2 期）。后文凡自仇注转引《杜诗博议》，皆径标作潘氏之言，不再注明。② 据《两京新记》、《长安志》等书记载，慈恩寺建于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本是太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为他母亲文德皇后祈福而建立的。塔前东阶立有大宗亲撰的《三藏圣教序》碑和高宗亲撰的《述圣记》碑。
① 《杜诗详注》卷二引程嘉燧云："明皇游宴骊山皆贵妃从幸，故以'日晏昆仑'讽之"。《钱注杜诗》卷一则云："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不可以为常也。"二说略同，然程说坐实瑶他以比骊山温泉，似不如钱说之圆通。又杜诗他篇如《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云："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亦可与之互证。
② 温汤疗疾，故玄宗之幸骊山必在冬季或初春寒冷季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据《资治"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二句写贤士失职而无所归宿之悲愤，"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二句，斥好邪趋炎附势而谋取富贵之无耻，其义甚明。当四位诗人登上兹恩寺塔举目远眺时，对于观察自然景物来说，他们都站在同样高度的七级浮图之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独自站在一个遇然挺出的高度上。这样，岑参、储光轰所看到的是佛寺浮图的崇丽，所感到的是佛教义理的精微。高适所看到的与岑、储同，所感到的是个人命运的蹭蹬。而杜甫除了高塔远景之外还看到了"尘昏满目"，除了个人命运蹭蹬之外还感到了国家命运的危机。这就是杜甫的独特之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到天宝后期，尽管大唐帝国已在暗晴地走向衰亡，产生"盛唐气象"的社会基础已在悄悄地逝去，但诗坛上只有杜甫最为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并把这种感受形诸诗歌。也就是说，杜甫最早从这个诗坛彻底地游离出来了。
杜甫一旦从浪漫主义诗坛游离出来，他的创作就开始以写实为主要倾向，他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努力探索社会的病根。他的目光既对准了日益陷于苦难的下层人民，也对准了日益荒淫无耻的上层贵族，于是他写出了《兵车行》和《丽人行》。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那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大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此诗大约作于天宝十载（751），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宋人赵彦材认为因玄宗用兵吐著而作（见《九家集注杜诗》），宋人黄鹤认为指天宝十载征南诏之役（见《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钱谦益则云："举青海之故，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诏，而言山东，言关西，言陇右，其词哀怨而不迫如此。??是时国忠方贵盛，未敢斥言之，杂举河陇之事，错互其词，若不为南诏而发者，此作者之深意也。"（《钱注杜诗》卷一）我们认为杜甫两年之后作《丽人行》即直斥杨国忠"炙手可热势绝伦"，此时未必不敢斥言之。此诗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显然与"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军卒死者数万"（《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之事有关，而"牵衣顿足拦道哭"之描写也显然与天宝十载鲜于仲通征南诏全军复没后"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上）之史实有关，所以此诗并不是专指哪一次边畔战争，而是泛指天宝年间唐王朝的穷兵默武政策，及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诗人对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对被驱往死地的善良人民和他们的父母妻儿以及抛骨绝域的冤魂表示深切的同情。
通鉴》卷二一六所纪，天宝十一载冬十月戊寅（初五日）至十二月丁亥（十六日）玄宗幸华清宫。
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奏。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萧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作于天宝十二载（753），它是讥刺杨氏兄妹的。杨贵妃的三位从姊于天宝七载（748）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其从兄杨国忠则于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继任右相，杨氏兄妹权势熏天，荒淫无度，杨国忠甚至与虢国夫人私通，公然并辔走马，路人为之掩目（详见《旧唐书·杨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等）。此诗故意用工笔重彩对杨氏姐妹容态之娴美、服饰之华丽、肴馔之名贵一一作正面描写，诚如浦起龙所云，"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解》卷二）然而结尾六句则显为"刺讥语"，不但用"杨花"、"青鸟"的典故暗刺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淫乱，而且对杨国忠盛气凌人、恬不知耻的丑态作了深刻的讥刺。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结尾，从而使前面貌似庄重的描写统统转化为讽刺，就象蒋金式所云："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现出罗刹相"（《杜诗镜铨》卷二引），全诗表述了诗人对那些恃宠弄权、骄奢淫佚的外戚贵族的极度憎恶和轻蔑。
《兵车行》和《丽人行》的出现，是杜甫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关键。在盛唐后期，诗人们对于唐帝国的由盛转衰并不是毫无觉察，毫无反映的，例如高适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作《燕歌行》咏边塞战争中军士之艰危辛苦，李白于天宝初作《古风》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讽刺奸邪小人之嚣张气焰，又于天宝十载（751）作《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揭露杨国忠等征南诏之惨败，等等，但那些诗或借古讽今，或缺乏具体描写，在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上都比不上杜诗。而且杜诗采取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的作法，即不再象其他诗人那样利用乐府古题来写时事，而是自拟新题。①可以说，这正是对汉乐府精神的最好继承，因为当乐府诗最初从民间产生时，本来就是"即事名篇"的，②后来文人拟作，才沿袭旧题。现在杜甫恢复"即事名篇"，就不再受古题的束缚，反映现实时就十分自如、灵活。
在长安十年的后期，杜甫创作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他开始把自己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国家的危机灾难在诗歌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说，杜诗不再是个人的啼饥号寒、叹老嗟卑之呻吟，也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对民生疾苦的客观描述甚或居高临下的怜悯。
天宝十三载（751）秋，长安一带霖雨六十余日，农田都被淹没，长安房① 黄庭坚称李白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答黎晦叔》，《山谷老人刀笔》卷八），的确，李白的乐府诗成就很高，但是他径取乐府古题为诗题，这对于反映现实总是一重束缚。② 例如《战城南》、《有所思》、《平陵东》等径取首句作题，《陌上桑》即写采桑女陌上之遭遇，《孤儿行》即咏孤儿之苦辛，等等，详见郭茂倩《乐府诗集》。
舍倒塌无数，关中大饥。但杨国忠竟然"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而玄宗也竟然"以为然"。更有甚者，"扶风大守房琅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在这种情形下，广大人民的生活之悲惨是不难想见的。杜甫也同样陷于极度的困苦之中，他"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秋述》）但他在诗歌中除了倾吐自己的苦闷之外，还为广大人民的痛苦而焦虑，例如《九日寄岑参》除了写自己因雨不能出行访友的窘状，还说："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又如《秋雨叹三首》，其一、三两首主要写自己的愁闷，但第二首则云："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禂，相许宁论两相值？"对辛勤耕作却颗粒无收的农民和抱被换米、顾不得严冬将临的城市贫民表示无限的同情。共同的不幸遭遇使诗人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