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详细叙述了古代天文观测中的“为规识（按：通‘志’，标记）
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的方法，和测量北极星的方法，纠正了时人测量中的错误做法，成为保存，重现古代天文观测方法的完整的珍贵资料。戴震的补注和图象起到提高“为规识影”和测北极高下的精确度的作用。
二十、考释了先秦都城的建制，包括宗庙、宫廷共建等情形。后者在今本《戴震集》中有《三朝三门考》一文同此。前者见于《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按：国都），方九里，旁三门”补注。戴震说：“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此记天子城方九里。其等差：公盖七里，侯伯盖五里，子男盖三里。”这一考释对研究上古度制也是有意义的。
二十一、认为殷人世室、重屋建制皆如周代明堂。有关周人明堂，补注同今本《戴震集》中《明堂考》一文。戴震还绘制了世室、明堂、宗庙、王城四幅构制图，这对研究古代房屋、庙寝、城建的构制有重要价值。
二十二、对《考工记·匠人》中有关古代井田制的记述详为考释，补注文同今本《戴震集》中《匠人沟洫之法考》。此外，补注还绘制了古代井田制的三幅构制图，是具体研究古代井田制的珍贵资料。在指导思想上，戴震研究井田制有类于孟子，并非要恢复远古奴隶社会的旧田制，而是为新田制的设计提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井田制的同时，还研究了古代农田水利。例如《匠人》说：“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傅众力。”郑司农注云：“淫谓水淤泥土留著，助之为厚。”戴震曰：“预为布算，以① 可参见钱玄《三礼名物通释》，江苏古籍出版社90 页图。
定其规模，而后从事。”可见戴震年轻时在家乡设计珠塘坝，设计兴修水利的方案，完全是有其基础的。
二十三、在考释上古车制的基础上，指出上古车同轨，这一考释对研究战国车制和秦代车制有重要意义，战国车制是秦代车制的前阶。《考工记·车人》：“凡为辕??彻（按：通辙）广六尺”戴注：“六尺之箱，旁加一尺，两旁共二尺，彻广八尺明矣。古者途度以轨，轨皆宜八尺，田车之轮，卑于兵车，乘车三寸，牛车之制，粗于四马，车轨八尺则同也。故曰车同轨，轨不同为不合辙，不可行于途。《车人》‘彻广六尺’，字之误欤？”
由此可见，上古尽管有车轮的不同，但车箱加车旁的宽度一致，由此而定的行车途辙一致，远在战国就有车同轨。戴震还认为，《考工记·车人》中的大车、羊车、柏车，“观今日之车即可知”，“惟兵车、乘车、田车制不复存”。
二十四、在《弓人》图注中，绘制了战国的弓图，标明了各部位的名称。在补注文字中，解释了弓的取材、制法、使用、部件名称和构造尺寸大小、装配等。是复制战国弓的可靠依据。
戴震在《考工记图注》的后序中总结了全书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上述二十四项已概函其中。这本书的作用，戴震归纳了三条：可补《考工记》原书的不足，可纠郑注的失误，可验遗器原物。戴震说：“然则《记》所不言者，皆可互见，若据郑说，有难为图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后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后人疏于考论，郑氏注固不爽也。车舆官室，今古殊异。钟县剑削之属，古器犹有存者。执吾图以考之群经，暨古人遗器，其必有合焉尔。”①这部对上古技术著作的详解书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技术详解，客观上不正是在宣扬技术重要吗？戴著是可以当游离于经书之外的技术书来阅读的，虽然它包有申述解经时使用的外衣②。
① 《考工记图后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8 页。② 本书仅概述了戴震《考工记图注》的主要成就及其价值，至于戴说和诸家之说的比较，可参见〔清〕孙治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57 年版十三、十四册。
五、京师交游和朴学思想的成熟
乾隆十九年（1754 年），即戴震三十二岁那年，为躲避豪族的迫害，单身入都，避难北京。在这以前，曾有戴氏族中豪强侵占戴震祖坟，他不得已诉讼于县，但豪强倚财仗势，结交县令，行贿受贿，上下勾结，反诬戴震有罪。一说戴震早年曾著《族支谱序》，针对《隆阜戴氏宗谱》，提出过“信则传信”，“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得罪了掌握族权的人。年轻的戴震为逃避迫害，不得不远走高飞。
关于避祸北京，段玉裁《年谱》定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段说：“二十年乙亥，三十五岁。盖是年人都。”但据钱大昕五十七岁时自编的年谱说：“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是岁移寓横街，读《汉书》，撰次《三统历术》四卷。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与居士同车出，亲访之。因为延誉，自是知名海内。”①钱庆曾（钱大昕曾孙）按：“公集《戴先生传》云：以敝袍入京师，一见奇之，即与之定交。”又按：“公集《与戴东原书》??作于是年。”②钱大昕的自定年谱和钱庆曾的注都可说明戴震是甲戌年（1754 年）进京的。又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云：“余之获交东原，盖在乾隆甲戌之春，维时秦文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③钱大昕、王昶皆记述亲身经历，均可信，可证戴震是在乾隆十九年入京的。
因是避祸而来，只是穿了件坏长袍，初到北京，自然穷得衣食无着，只是暂住在京城内的歙县会馆。到北京后第一个与之相见定交的是钱大听。这一年三月，二十七岁的钱大昕已考中进士，而戴震其时还只是个县学生。戴震才学过人，却不得志，又遭豪强迫害，到京后生活无着，为人却穷而有志，禀性狷介自爱，不合流俗，不为人物所羁，“人皆目为狂生”④。有一天，戴震自携所著书稿造访钱大听，纵论学问，竟谈了一整天，临别时，钱大昕目送其远去，叹曰：“天下奇才也。”当时，正好礼部侍郎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要想找一位精通天文历算的人。钱大听随即把戴震推荐给他。秦蕙田非常高兴，随即命驾访之，后来干脆把戴震接到府邪，朝夕讲授观象授时，这期间，戴震又向秦蕙田推荐了江永，《五礼通考》收入了江永和戴震本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戴震还在味经轩与王昶共同编纂讲述宗庙四时祭祀的“时享”类①历时五个月。除钱大听外，当时掌管修史的翰林纪昀、内阁中书王昶，还有王鸣盛、朱筠，都是乾隆十九年的进士，均以学问名闻京师，听说戴震的来到，都不惜降低身份，亲自前往歙县会馆拜访戴震。戴震与这些大学问家抵掌而谈，纵论学术，展示著述，竟使这些大学问家无不为之赞叹不已。戴震的来到，使原先门可罗雀的会馆霎时间变得热闹起来。晤谈之后，仍有①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2 页。
②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3 页。
③ 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0 页。
④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5 页。① 《五礼通考》卷181 至卷200 有《观象授时》，卷86 至卷96 有《宗庙时亨》。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