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杂草的文化态度转变最大的还是城市。在废弃的工业区和铁路路堤，还有残破住宅区的边缘地带，并没有高产的农田或原始的生态系统可供外来入侵者破坏。这些地方被认为是荒地，或者用政客和开发商爱用的贬义术语来说叫作“棕地”[148]——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误用，因为这些地方明明是城市中最多彩、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
在没有本地植物竞争的情况下，这些地方还见证着真正的城市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以及这星球上以前从未出现过却完全契合城市中建筑林立之地的全新植物群落的形成。1993年，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奥利弗·吉尔伯特为英格兰自然署写了一份关于这些植物群落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叫作《城市中的花》。它的副标题——《“城市公地”上的自然植物群》——使这个原本只在城市植物爱好者圈子中使用的词汇进入了官方的语系。这些户外场地就像是非官方的公地，因为它们是大部分城市中仅存的非正规的开放空间：周末来散步的人会采些黑莓，孩子们在这里建起自己的基地，旅行者们不但在这里住下，还带来了马和羊。
吉尔伯特在几座英国城市调查了城市公地上独特的植物群落，展现了每座城市迥异的杂草植物群，以及这些植物群的构成是如何与每座城市的社会史联系在一起的。伯明翰有许多一枝黄花，这可能是因为一枝黄花是一种常见的花园植物，而这座城市的“几尼花园”[149]和私家小花园有着悠久的历史。曼彻斯特和斯旺西地处西部，气候湿润，这两座城市中都长着大量的虎杖。在格拉斯哥，“曾经被达尔马诺克发电厂占据的大片土地如今长满了树木，其中包括垂枝桦、欧洲赤松、灰赤杨、普通赤杨、金雀儿、黄花柳和栒子（部分植物来自附近的沼泽地）。这样的植被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谢菲尔德——吉尔伯特自己所在的城市是英国最美丽多彩的城市之一。蒂斯河的河岸上长着整齐的虎杖丛，虎杖下面开着各种林地花朵，城市周围的小山顶上则长着一片片山羊豆、短舌匹菊、菊蒿和紫菀。吉尔伯特从一个当地的矿工那里了解到，20世纪初小贩们曾到城中比较贫困的区域将这些几乎从未被人工种植过的植物作为花园新品种兜售。然后还有布里斯托尔，这里简直是最受我们喜欢的外来入侵植物——醉鱼草在英国的生长中心。醉鱼草是在19世纪80年代从中国中西部的山地引入欧洲的。它是一种长在山麓碎石上的植物，与牛津千里光一样，它也觉得铁路下铺的碎石是个熟悉且适宜的生长地。它那轻盈有翅的种子被火车搅起的气流牵引着，从铁路路堤的大本营一路扩散到了轰炸遗址、墙壁、花园和停车场。有时它的种子还会被吹到空中，然后长在烟囱里。在布里斯托尔，醉鱼草的灌木丛会长在桥上，长在建筑物的窗台上，有时还会与灌木柳和垂枝桦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林地。布里斯托尔的一面墙壁上涂鸦着这样一句话：“这里是醉鱼草的地盘。”（抑或应该把开头两个字换成英国？）
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言，这些杂草群落的生态形象和文化形象总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是面熟的邻居，非法定居的植物居民，一种有生命的涂鸦——无礼粗鲁，通晓城市的生存技巧，永远比开发商和寻衅于它们的人领先一步。班克斯的精神就活在它们身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岛桑当镇的后端一座残破的小花园却变成了一个生态宣传的舞台。一丛极为罕见、受到保护的纯本土农业杂草——马丁烟堇在这里被发现了，这里的小花园主人们利用这种植物受法律保护的地位成功阻止了本要对此处进行的开发。2009年，在伦敦市巴比肯画廊进行了一场题为《激进的自然：一个变化中的星球的艺术与结构》的展览，概念艺术家西蒙·斯塔林展出了一个放置在浮筒上的三维景观。这件作品叫作《杂草之岛》，是一只“隔离筏”的成比例模型，筏上是入侵植物杜鹃花，这只筏会带着杜鹃花漂向一个湖的中央，为的是让杜鹃花可以在野外生存但又不会造成危害。它让我想起了中世纪那个为动物辩护的律师巴塞洛缪·沙瑟尼，他为象鼻虫入侵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为这些小虫子找到另一片草场安家”。
居于伦敦的毛里求斯艺术家雅克·尼姆基为2009年的诺福克和诺维奇艺术节设计了一套以城市杂草为主题的明信片图案——《诺维奇植物集锦》，每张明信片背后都有一段新奇的说明文字。这些文字会讲明植物的名字、起源、天敌、分布、最喜欢的音乐和最好的伙伴。这些字读来就像是微醺的约翰·克莱尔在为一个了解植物的诺维奇观众表演独角喜剧。尼姆基作品中的所有植物都是真实的（但名字是虚构的），它们被勾勒得姿态迷人，并且——这一点又会让人想到约翰·克莱尔——被恰如其分地和这座城市亲密融合在了一起。
明信片中有“喝醉的杰克”，它更常见的名字叫钻果大蒜芥。“分布：你可以在国王大街的蓝色围墙外找到52株，它们像个小黑帮似的占领着这地盘。这是这种植物在诺维奇最有代表性的植物群。天敌：光系统II抑制剂。最好的伙伴：在诺维奇有时会看见它们和红色奶酪碗或丑鬼鲍勃，可能还有斯瓦晨，长在一起，但领地意识有点强烈。”还有“震震草”，即稻槎菜。“分布：这座城市中随处可见。最有代表性的在伦敦大街32号，这个商铺的上方偏左边。如果你从谷歌地图上看，刚过斯旺巷的人行道上有一片这种植物形成的阴影。这个商铺正要粉刷，所以如果这种植物已经不见了，可以去隔壁34号看看，依然还是在商店顶上。另两个美丽的植物群长在诺维奇火车站自行车棚后面的墙上。用途：宇宙无敌超强侵略性植物。很难去除，有史以来一直位居最棘手的植物之列。”
同一年，伦敦东部德特福德区以南100英里处，一个叫作“粉色搜寻队”（这个名字是植物爱好者们才能看懂的玩笑：俗名叫“德特福德粉红”的拟花石竹其实从未在这一区生长过，并且被约翰·杰勒德错误鉴定过）的组织把杂草涂鸦的想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演绎。他们开始在德特福德的人行道和旧墙壁上给生长着的杂草做“标记”——方法是在路缘石或墙壁石砖上喷印杂草的名字。在他们眼中，这些杂草也像是它们生长地的“标记”，他们还发布了带有杂草“标记”的谷歌地图，上面附有这些植物的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像尼姆基的“植物集锦”那样充满着荒诞的机智，但这样一些小小的别出心裁的举动像是给植物们挂上了杂草版蓝色纪念牌匾，从而让有好奇心的人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些植物：“药用墙草。一个墙壁爱好者，这种植物标记着整个伦敦的墙壁。它们也会长在石头地面和美丽的棕地上。植物的俗名pellitory和学名parietaria分别源自古老的法语和拉丁语，意思都是‘墙’。所以也许我们应该叫它‘墙上的墙’，或者就叫‘墙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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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德特福德、诗人想象中的兰花所在地肖迪奇和瓦森斯陶的沼泽地（这里是我20世纪70年代午休探险地的东北边界）三点相连，我们会得到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里发生过许多令人感慨、曲折纠结的植物故事。这里有被轰炸过的教堂残骸，罗丝·麦考利曾像个着了魔的探矿者一样在这里游走。伦敦塔对1666年伦敦大火中浴火重生的“伦敦火箭”水蒜芥来说，是最后的避难所之一。沃平和莱姆豪斯周围有闪亮的、崭新的船坞，它们的墙壁上还覆盖着染料植物欧地笋，伦敦城早期的市井之徒会用这种植物来抹黑自己的脸，希望别人以为自己是来自东方的未来预言者。几个还在苟延残喘的垃圾场如今已经几乎长不出什么植物，更不用说孕育出一片繁花盛开的植物群落。斯特拉特福沼泽附近的河岸是我迄今为止徒步行走得最开心的地方。海克尼河道旁的纤道已经变成了一条植物丛生的小径，被木藤首乌遮去了一半。岸边长满了矮接骨木，它的叶子有牛肉汁味，叶上开着一簇簇尖端缀着一点粉色的花朵，茎却是饱满的血红色。（在民间故事中，这种植物是从被英国人打败的丹麦人的血泊中长出来的。）这里有高大的大猪草，还散落着伦敦的特色杂草之一——来自地中海地区的鱼鳔槐，它长着巨大、膨胀的种荚，蓝山雀会把种荚撕开并把脑袋探进去找虫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