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准该如何应用到一些著名的外来植物身上呢？有些植物，如欧洲七叶树（新杂草），在文化层面已经被广泛接纳并完全适应了。这种树为英伦景色、孩童游戏甚至化妆品行业（它的果实能够用来生产洗发水中使用的表面活性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它们带来的坏处不过就是在几片本地林地中不成气候地散播了些种子。另一个例子是雪花莲（除西部少数地区外英国全境都有分布的古代杂草）。它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并且能在其逃脱的花园外形成巨大的植物群，但大部分人都以为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英国野花。
大量外来花园植物都能与我们的本土植物和睦共处，甚至常常相处得非常愉快。我前面提到过蔓柳穿鱼、紫菀、常绿五舌草和糖芥所做的贡献。新来物种中有一些最为优良的品种都起源于地中海地区——花朵散发着康乃馨香味的欧亚香花芥；黄色花朵周围围着一圈绿色萼片、以“唱诗班少年”的名字广为人知的菟葵；还有距药草，它耀眼的红色花朵使英格兰西南部的石头建筑充满了生气。针叶婆婆纳是19世纪30年代作为岩石花园专用植物从高加索引进的，如今它们在粗糙的草坪上开出了一片耀眼的蓝色花海（当然是在允许它们生长的地区），与之相伴的是毛茛和落下的樱花。木本羽扇豆1793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远道而来，如今已经适应了东部和南部海岸的沙质海岸线，盛夏里它们的黄色花朵会为海边的微风增添蜂蜜般香甜的气息。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无害地游荡在英国南部的树篱当中，哪怕只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也值得将它留在这片土地上。18世纪初，第三代阿盖尔公爵、植物收藏家阿奇博尔德·坎贝尔收到了一株茶树（Camellia sinensis）和一株来自中国的枸杞。但它们的标签被弄反了，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出于幽默，公爵就继续让它们顶着错误的标签生长。这个故事在1838年才为人所知，此时公爵已过世多年，但是枸杞却留下了它的戏谑性称呼“阿盖尔公爵的茶树”作为英文名。
更有争议的是如今开遍全英国路边和草地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花园水仙。许多人都觉得冬天过去后有些鲜亮的花朵装点一下挺不错，于是当地议会和便民组织出于好意，把水仙种到了交叉路口的圆形花坛、道路两旁和离本区已经很远的绿地中。（即便种在这些地方，水仙们也会造成问题。萨福克郡植物记录员马丁·桑福德指出，尽管这些花被认为“为环境增色不少”，但“它们也被用来在公共土地上划地为界，而且可能导致这些区域被改造成更为正规的园艺区”。）出人意料的是，许多粗莽的现代培育种和杂交种水仙似乎能产生大量的种子，于是在距离人类聚居地几英里的林地和田边也会突然出现水仙群。我在诺福克湖区的沼泽中央和约克郡谷地1000英尺（约合300米）高的小河河岸都曾见过水仙花丛。
由于水仙的叶子在5月底就会凋零，目前来看它们对本地植物的威胁还很小（不过4月里它们能够完全遮住黄花九轮草和欧报春）。但在自然景观中，它们是最具有美学破坏性的杂草，与喜马拉雅凤仙花这样频受抨击的植物相比，长在本地野生植被中的水仙花要不协调得多；它们完全来错了地方，把城市花园的氛围一路带到了乡村。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有些入侵物种永远都不该留下。例如，被南美洲驱逐的精致的水生植物粉绿狐尾藻，如今正慢慢淹没水塘和沼泽区域的开阔地。虎杖、杜鹃花和桂樱可能也应归为此类。或许还应包括一些更本土的植物，如英国培育的油菜，它们正不断冲出种植它们的田地，入侵周围的道旁植被。植物本土化——获得准许光荣成为本土植物的一员——应当以植物行为的可接受程度和适当与否为标准，而不应取决于原产国家。
边界区域也会出现问题，界线两边植物的行为和分布可能会突然改变。亚历山大草是（或者说，曾经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古代杂草。它作为一种烹饪用植物，被罗马人从地中海沿岸带到英国并广泛种植于花园中，直到味道相似的芹菜出现。很快它们就在野外扎根，适应了（包括文化和生态上的双重含义）海边荒地的生长环境，与许多地中海植物一样，它们似乎很喜欢海岸边温和的冬天和咸咸的空气。它翠绿的叶和黄色的花是初春路边最早出现的风景之一，它的茎煮熟后是一种挺不错的食物。但做了2000年备受喜欢、中规中矩的海岸植物典范后，它忽然性情大变，侵略性十足，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向内陆扩散。一开始人们以为这可能是路边盐含量骤增的结果——就像丹麦岩荠那样，但亚历山大草的新植物群主要出现在并未撒盐的乡村路边以及与路面并不接近的位于高处的河岸，所以一定有其他原因——可能与气候有关。到2000年时它开始出现在赫特福德郡南部的主干道边，这里距离海边超过100英里。与此同时，本已占据了诺福克湖区东北部大部分道路路旁的它们，又开始进一步在诺福克郡最南端的A143公路两侧涌现。亚历山大草的真面目还在诺福克郡博物学家协会中引起了一场小争执，此前这个协会刚刚将它选作诺福克郡的郡花。一种杂草的形象摇摆于受人喜爱的标志性植物和初露凶相的恶棍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杂草的形象会在它们迁移或扩大地盘时改变，会在它们入侵新领地时改变，还会随着大众审美的改变而改变。就像曾经数量充足的家麻雀，100年前捕到它们还可领赏，如今它们却成了稀少且受人尊重的花园奇景，所以亚历山大草的形象可能也会很快恶化，从倍受怜爱的初春第一抹绿意、植物史的一枚活化石，堕落为不断攻城掠地、霸占勤恳的英国植物的领地的外来物种。杂草不仅可以是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还可以出现在错误的时间。
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看看另一种被妖魔化的外来植物——挪威枫，情况便一目了然。那些说它坏话的传说故事威力强大。它是一种真正的杂草，有侵略性且粗鄙。它那数量庞大的幼苗可以铺满整个地面，挤走本地树木。它那大而不美的树叶乱七八糟地落在地上，然后慢慢腐烂，形成一层滑腻的覆盖物。这些“不合宜的树叶”以每年秋天都会导致火车打滑然后被迫停车而著称。在2009年9月，英国东英吉利国家快运公司颁布了一份“秋季落叶”特殊运营时刻表，时刻表的标题处就是一张挪威枫叶的照片。
当然，绝大部分这样的指控也同样适用于许多本地树木——梣树会长出大量树苗，山毛榉的落叶腐败速度极慢。但挪威枫比它们多具备一个污点，一个难以抹去的植物野兽的标记——它是个外来者。它应该是从欧洲中部引入的，媒介未知，时间为16世纪——可能就在这之后没多久，1664年，约翰·伊夫林[146]便在从伦敦周围各郡寄出的信中，写下了对挪威枫的最早的抨击，其中所述种种，现在的人们已十分熟悉：“挪威枫……出名的树荫完全言过其实，它那会滴下蜜露的叶子很早就会凋落……变成一种黏液和害虫，从当季的第一场雨便开始腐烂；它们就这样污染、玷污了我们的走道；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它们从所有的花园和道路驱逐出去。”
三个世纪后一个记者写信给我，信中对挪威枫之于郊区风景的贡献给出了一个乐观积极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