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草们以成千上万的规模冒了出来，这是一个由食用植物、观赏性植物和躲在进口盆栽中偷渡而来的南半球植物组成的怪异组合。它们从丢掉的色拉、亚洲餐馆的垃圾以及每年进口几千吨的鸟食中萌发。它们在剪下的树篱、沾满泥的轮胎或进口包装里的果实上生根。每一粒能发芽的种子，每一片根或茎的碎片，都有机会在这温暖的垃圾堆旁长成一棵植物。我们找到了荞麦、草、芫荽、黄瓜、孜然芹、大丽菊、一棵旧时农田的瘟疫植物——毒麦（可能是混在进口大麦里来的）、莳萝、小茴香、胡芦巴、葫芦、天仙子、鸢尾、尾穗苋、金盏花、大麻、茄科植物（5种）、马铃薯、木藤首乌、假酸浆、向日葵、番茄（已经结果了）、西瓜和刺苍耳（Xanthium spinosum）——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连载漫画中常出现的苍耳，它们是挂在羊毛上然后跟随羊毛废料来到垃圾场的。
每当找到这样特别优良的品种，队长就会吹响哨子，然后所有成员都会放下手中的事，从四面八方跑过来，聚集在这棵植物周围。大家拍照片，认真讨论物种鉴别的细节。如果鉴别时存在争议，大家就会决定由一个人先“继续养着”这棵植物，直到它的身份被揭晓。这个过程包括将这棵植物挖出来（反正留在这里的话，不出几周，它也会被新的垃圾埋葬），装入一只湿润的塑料袋，带回去种在家里的温室或植物园里，然后照顾它，直到它出现可以准确辨认物种的特征，如开花或结种。有一次，我们在垃圾场间穿梭时，车内温暖的气息竟让才挖来的假酸浆绽放了（采到的时候花还是闭拢的），美丽的蓝色花朵静静开在塑料袋里面。想着这种植物奇怪的名字[142]，我记起波西·西蒙兹有一部恶搞漫画，将植物的民间英文名和20世纪乡村的新品种联系在了一起。她的说明文字出奇地契合图片中的情景。“水道河岸上那片灰色是‘丢薄片’、‘毒胶’和‘黄麦仙翁’，路边停车带角落里的是一丛丛‘黄色尖肺屁股’。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第一棵从草中钻出的‘小妖精护指套’，它们要么是蜡质的金色，要么是透明的粉色……”
我们的“外来植物搜捕行动”不一定有什么科学价值，倒与观鸟爱好者们追寻稀有鸟类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但看着“搜捕者”们对植物起源和垃圾场历史如此着迷，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拿着金属探测器的寻宝者。这些远足活动能让人感觉更敏锐，还能让人对植物的交通方式大开眼界。而且植物学书呆子们可能不是唯一对这些杂草感兴趣的人。一个周六，在巴金[143]垃圾场时，我们发现同在这里的还有一群游客的孩子，他们正在垃圾中翻找更有趣的旅行纪念品。他们专心听我们介绍，围着我们问东问西，还把要鉴别的植物拔出来。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各自散开，并把找到的植物交给他们的领队，再由他转交给我们。其中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塞给领队一枝亚洲香料植物——细叶糙果芹，它的学名叫作Trachyspermum ammi。这是一种难认的伞形科植物，对我来说也十分新鲜少见，但对这个进步神速的小分类学家而言却不再陌生。“艾米（Ammy），”他努力用带着伦敦腔的拉丁文说着植物的名字，“他们已经认出这个了。”
要是从杂草的定义“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出发，把这些垃圾场植物称作杂草也许并不恰当。作为被驱逐者，它们所处的地方再“正确”不过了，这里把它们和曾经带它们来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有效地隔离开了。它们的寿命很短暂。它们被卡车倾倒下来以后只有一个月时间，随后便很有可能会被下一批新土掩埋。几乎没有植物有机会结种，更不用说散播出去给放逐它们的世界带来麻烦。对于长在这里的植物们而言，垃圾场是它们的最后归宿，而非新物种入侵的阵地。
几年以后，我对杂草的迁移和渗入依旧兴趣不减。它们的进驻过程令人惊叹。我曾在洞穴里的电灯旁看见过碎米荠的嫩芽，它的根就扎在潮湿的石灰岩裂缝中；我还在布鲁斯托的三层楼房房顶看见过醉鱼草。有一次，在康沃尔郡“伊甸园计划”园区的潮湿热带生物群系中，我看到一株荆豆长在进口的石头基底上，它一定是从群系外面茂盛的荆豆丛中悄悄潜入这密封并不算严格的环境里的。
机会主义最为重要。那棵著名的、在1973年清洁工人罢工期间顶开没倒的垃圾桶桶盖钻出来的臭椿幼苗，我并没能亲见。但我曾看到过在伦敦地铁环线地面段的铁轨路堤上密密长着的一片臭椿幼树。臭椿是在1751年第一次被人们用种子种在切尔西药草园中的，它那结着种子的翅果很容易被风以及过往列车搅起的气流吹散。如今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地方，它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环境，看起来就像本土灌木丛中的一员。
外来物种的潜入可以极为隐秘且精确。我常看到一小片亮蓝色的半边莲从城市人行道的缝隙中长出来，而它们的种子就来源于正上方悬挂的花篮。有时它们的潜入又广泛而难以捉摸，每当这时植物学就会费尽力气想要搞清这些世界上最成功的杂草是如何进行环球旅行的。我曾看到过一棵如今被叫作黄花酢浆草的植物开着它明亮的柠檬黄色小花，孤零零地长在葡萄牙辛特拉一家画廊外的一个浴缸里，这个浴缸是用来盛放一尊出自一位南美洲艺术家之手的雕塑的。黄花酢浆草起源于南美洲（在那里它被叫作“海角黄花”），如今是一种遍布全球的猖獗杂草，出没于锡利群岛的花田、澳大利亚的柑橘园和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它的英文俗名Bermuda-buttercup（直译为“百慕大毛茛”）正是来源于加勒比地区。这个让人困惑的名字像是对杂草本身旺盛、多变的特性的一种比喻。
可是，作为感官敏锐且反应迅速的环境变化风向标，杂草们的那种进取精神偶尔真会让你觉得深受鼓舞。20世纪9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格林汉姆基地不再作为核基地之后不久，我曾造访此处。那时大自然已经开始了再次占领基地的进程。蝙蝠栖息在导弹发射井内，黄条背蟾蜍躲在旧弹药箱里。巨大跑道两边的草地已经长出了野花。最让人惊叹的是，格林汉姆基地脚下的土壤明明是酸性的海绿石砂，却长出了许多偏好白垩土壤的植物，为首的就是常见于铁路路堤和旧采石场的坚毅杂草野胡萝卜，它们收拢的种球看起来像是蜂鸟的鸟巢。跑道上的水泥慢慢渗入土壤之中，使这里的土质变成了碱性。甚至还没等被挖掘，这条极速跑道就已经开始降解，并慢慢变成一片草地。
在追踪英国外来杂草的这30年中，我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植物而言，生命虽然美好却很短暂。每年来到英国的新植物有几百种，可用的土地却很少，环境也并不适宜，环境变化的速度又往往比它们那已经很快的生命周期更为迅速，并且大部分非耕地的地表已经被古老而强大的本土植物占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来入侵物种十分符合杂草能在生态真空中兴旺繁荣的特征——这里的生态真空即没有捕食者、疾病和本土植物释放的防护性生化手段。）只有很少几个新物种能顺利存活到成为杂草景观中的一员，能成为环境滋扰分子的就更少了。垃圾场就像是其他那些失败者命运归宿的一个隐喻。它们可以在这场本质上而言就是植物畸形秀的表演中熠熠生辉，但若想逃脱迅速灭亡的命运、成为一个成功的入侵者，几率很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成功站稳脚跟的外来物种走的都是另一条路径：进入花园，被喜爱、被培育，被一个园丁散播给另一个园丁，直到它们达到一定的数量，在这个数量下偶然的逃脱或有意的放逐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就是让英国保育工作者担心不已的十几种“侵略性非本地植物”进入野外的途径。其中8种为水生植物，它们都是水族馆或观赏性池塘的弃儿。像黑乐草、加拿大伊乐藻和粉绿狐尾藻（原产于南美洲）这样的物种，其叶子能在水面上形成致密的一层，可以导致其他水生植物（有时也包括水生动物）缺氧。与陆生植物不同的是，它们没有扎在泥土中的根系来限制它们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