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抄来的？”我说，“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
“投过稿吗？”
我告诉家叔还是在大红罗厂小学读六年级时，干过一回，但没回音。家叔告诉我，干写 作这一行当，不仅要有才情，还要有恒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对我的看法有了改观——这 是田秀峰老师中间搭桥的结果。过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师给了我自信；从自卑到自信 的心理转轨，无疑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很大的影响。探究起来，它不过源于一篇小小的 作文，竟然对我的精神起了那么大的催化和辐射作用，像是一簇浪花，深藏着海的神韵；像 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阳。
我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的，其实田秀峰老师本人，无法与胡风、冯雪峰相比， 他只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书题为《一串念珠》。我读过这本书，其文采都无法与我家叔之作 相媲美，可是他是开掘乌拉尔金玉的开掘机，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一颗文学矿苗（80年代中 期，我曾在报刊上就文学教学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及到这位老师的教学特点，就是极大限度 诱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师的一位友人读到，便把报纸转给了他。不 久，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天津财经学院寄的来信，来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师。他在信中兴奋异 常，除告诉我他在该院任教之外，认为他人生的最大快乐，就在于他教的学生中，出了我这 样一位作家。三十多年的粉笔、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记了我，过去读我的小说时，有过似曾 相识之朦胧印象，经我文章提示，他忆起了在通师附中的往事，还记忆起我的家叔。他说读 过我的这篇文章后，他打开酒瓶，喝了个一醉方休云云）。
为了寻找属于我的文学发展空间，在通师附中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即 我小姑昔日读书所在的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时值1950年秋，还是因数学考 分过低之故，我考了个备取第七名，还算幸运，命运主宰我走进了这所以文、体、美出名的 古老学府，大作家老舍先生毕业于斯。校园内青松翠柏，钢琴声在耳畔长鸣。解放前，我来 校园找我小姑，就喜欢这座校园，此时我成为这个校园的学生，简直是如鱼得水（电影《早 春二月》的大部分镜头，皆取景于该校校园）。可惜，后来北京展宽官园马路，将该校拆除 了，至今我仍为此而感伤。学校有个几百平方米的大图书馆，我成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虫— —那年我实龄17岁。
那年冬季多雪，而这个多雪的冬天对我格外多情。该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以铁血 男儿之满腔热血，除了申请参加军事干校之外，在该年年底我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 《战场去》的处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我以碧征为笔名 写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说，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获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终于看到我的钢 笔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激动和快乐无法用文字形容。记得，当时支付稿酬的办法，是以粮 食中的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报社给了我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我拿着钱与同班同学刘炳 铸、吴学恒，在南横街的一家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碧征之笔名，我只用过这一次，之后 便以自己之真实姓名，发表小说于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七月雨》、 《老菜子卖鱼》、《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师的信，他说他在 该校图书馆里读到了我的几篇小说，深感自己往日眼拙，并称道田秀峰老师是“识马的伯 乐”。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学创作中途而废为例，鼓励我一鼓作气，万万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我激动。
我感奋。
我将稿费寄给仍在故园山村的母亲，并写信给母亲说：
妈妈，您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样的人，但是儿子不是那样的坯 子，无法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我留级降班之事，曾刺伤了您的心，儿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 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后来在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母亲被我接回北京后，曾告诉 我，村里小学教师为她念这封信时，她流下了眼泪。当然，她流的是喜泪，她万万想不到她 的儿子，走了一条与她的愿望截然相悖的路程。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无一不盼望儿女成龙成风。仔细想来，父母实无必要过 多匡正儿女的自我选择，更无需煞费苦心为儿女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 边，条条道路通罗马。重要的是应有能力鉴别儿女们的资质和秉赋，并诱发这种天赋，使其 产生光热继而成为闪电雷鸣。其实；过于看重时尚，是一种盲动和肤浅的表现；如果这种功 利要求与个人气质逆向，便会造成对人另一种潜在能源的扼杀。试想，如果当时有人强迫我 必须学好数、理、化，那么我体躯内的文学秉赋，就可能因为种种干扰而毁灭消亡。
在“北师”3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活得轻松自在。除了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前锋，善于 闪、躲、腾、跃在乱军中切入上篮之外，一度我还迷恋于钢琴。可惜，父母没有赐给我一双 大手，我的手指刚刚够得到八位键盘，要想在钢琴上有所发展，必须要用刀子割开我拇指和 食指之间的虎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残酷了一点，我舍不得为此去医院挨上一刀，何况又有 文学与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栖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将从“北师”毕业之前，学校教导主任王胜川找我个别谈话，他 告诉我校党委已决定让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个“好”字，因为 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职业，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内在素质，而不在于外在的营养补充；如果非 得汲取营养不可，社会大学是更好的课堂。因而当后来北京市召开人代会，决定提高全市教 师队伍质量，学校要我服从大局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时，我并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 了一个“好”字之余，还向学校提出：请把我分配到郊区去，我愿意去农村小学。
该年秋天，我和同级女同学王秀荣被分配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干部还 没开口，我就主动提出：如果任教的学校有远有近，我愿意到远离市区的小学；她是女同 学，离市区近的好学校应该分配给她。结果，她留在了海淀镇教书，我被分配到了颐和园后 边的青龙桥小学——当时，北京市的发展刚刚起步，青龙桥已然算是远郊区了。
这所小学是一所关帝庙改造的，十分破旧，但我很喜欢学校的幽静，每当课毕之后，我 在配殿改成的教师办公室，埋头写我的小说。学校教师多数不是青龙桥的本乡人，我一进 校，使得教师宿舍显得拥挤，我对两只眼睛外凸如玻璃球似的张校长说。“您别为难，我看 锅炉房，只住着烧锅炉的勤杂工一个人，还能再支开一张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 了。”
张校长连连摇头：“不行，你是教师。”
我连连点头：“行，我得向工人阶级学习。”
张校长执意不从：“锅炉每天要掏灰，屋内脏得厉害。”
我执意要去：“我不怕脏，您知道我是请求到农村来教学的。挨着锅炉睡，便没有冬天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