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 有少许错别字。他例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 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时,他居然敢在这个场合直抒己见,更是难得。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这座楼中一跃而下 的戚学毅,不要看一场风暴来临时,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落叶飘飞,冰河封冻,但在冰封 雪盖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我一直为树民担忧,但不知是哪个神灵的保护,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一天晚上 他无声无息地推门而至,邀请我过几天去便宜坊吃烤鸭。
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谁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离异?有 多少友谊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对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头上盔冠的红缨? 因此,树民对我之情可谓珍贵至极。主人有训:困顿时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风暴中,我 认识了树民。
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前门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见面了。他说:“约你出来散散 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听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处改造还好,要是我俩都离开北京,家里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连 杯地喝着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妈好了!”
(后来,树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直到“文革”年代,在亲朋好友皆远而避之的时 候,树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1985年之后,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 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 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 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 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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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从“状元府”走向“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