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不。”
“那你就说！”
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
“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
“是。”
“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
“嘿，贾玲，干吗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
“没干吗，出去了一趟。”贾玲淡淡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
“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走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肩膀上亲昵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
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
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