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帜同志走后，我即召集二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
我首先问他们说：“我们是遵令开拔，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
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
兵没什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我说：”好罢！那么我们等等看，先把二标的
动作研究研究！”讨论至午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照计
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
瑞墉之弟瑞禄就拦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
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
急，但仍命大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实则当时官场中对革命的警觉性不够，
他们虽知道我们开会，并未防我们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