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最深刻、最令人心酸的是结拍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二句。试想那些在灯红酒绿之中时时发出"笑语"的人，怎么会念及国家安危呢？当躲在帘儿底下的作者听到这种"笑语"时，内心该是多么酸楚。读到这里，使人深感作者谢绝了"来相召"者也好，或害怕夜间出去也好，并不是忧愁自然界的"风雨"，更不是自惭形秽，而是在江河日下的当儿，所产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感。
这首词的写作特点，既是人们常说的今昔对比，又不是那种简单对比，它不仅是一幅浓缩了的社会、人生图画，更是一部内涵丰富的人物心灵史的艺术外化。读这类作品，不仅要有相应的社会历史知识，更要有一定的社会人生感受，以及读者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后者尤为重要，没有它，对于《漱玉词》的阅读，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五章被词名掩盖的诗文实绩
在词史上，有一个不易简单解释清楚的现象，这就是以李清照的《词论》为代表的词学观念，被认为是"正统"、"保守"的，而她的词作中却含有极为深刻的超前意识，她的词名更远远高于她的诗、文之名。这是李清照研究中不言而喻的事实。那么它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正确的答案应该包含在有分析的、辩证的文字之中，即对李清照词的褒美和高度评价是正常的，对其诗、文实绩的忽视又是不够正常的，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是，对清照其人其词颇多物议、攻讦的人，对其诗的评价却极为可取：易安居士??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①在本书第三章中曾提到，王灼对清照其人其词的批评是意气用事，恁长的一段话，只有"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两句是较为中肯的。王灼的意气用事主要是受历史的局限，今天我们不能对他以牙还牙，或因人废言，从而以为他对清照的评价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其实，他没有走另一极端。总的看王灼是一位娴于音律，博学多闻的人。他反对在创作中拘泥旧规，赞扬象《东坡词》那样的创新精神，是很可取的，他对清照"诗名"、"才力"的肯定，更是别具慧眼，完全符合实际。
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一、不让"须眉"的咏史诗
"咏史"既是我国诗歌源远流长的传统，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诚然，"'咏史'之名，起自孟坚（班固）"②、"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③，其滥觞则在《诗经·大雅》的《生民》、《公刘》诸篇。发展到李清照的时代，"咏史"诗的层次已相当深化，视角也是各式各样的，数量更是浩如烟海。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清照的咏史诗仍有其超群拔俗之处，很发人深思。
（一）"史识"出众的少年成名之作
"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这是写好咏史诗的关键所在，李清照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此。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宫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而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革。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仙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魄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
至今仍有学者不大敢相信此诗是出自一位十七岁少女之手。看来这种顾虑现在可以清除了，因为在现存《张右史文集》卷八中，不仅收有张耒（字文潜）《题中兴颂碑后》一诗，在同一卷还收有张耒《自庐山过富池隔江遥祷甘公祠求便风》一诗，在此诗后附记云："元符庚辰??过樊口，李文叔棹小舸相送??"，元符庚辰，即公元1100 年，恰好是清照十七岁那年。她的父亲格非（字文叔）亲往樊口送张耒，说明张、李有通家之谊。张耒当年写的诗，李清照当年与之唱和更合情理，何况还有上引王的"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的话作旁证。"十七岁"与"少年"是一致的，而"前辈"、"士大夫"岂不指张耒？十七岁的少女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本身，即令人惊奇。
更令人惊奇的是诗中所表现出的"压倒须眉"的史识。话要从元结说起。
元结是介于盛唐和中唐间的亦官亦文的人物。安史之乱中曾参与抗击史思明。在唐军收复长安后，元结于肃宗上元二年（761 年）写了一篇《大唐中兴颂》。此文与时风不同，采用的是三句一韵的手法，类似于秦刻石的体制。这显然是为了刻石而作。后来大书法家颜真卿将此文书写，并刻于元结曾居住过的今湖南祁阳水清石峻的浯溪河畔。元结此文虽只有二百六十多字，但却是有感而发，名义上是歌颂大唐的中兴，实际也连带记录了其"我卒前驱"②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邵雍《击壤集》提要。
的平叛之功。此文最佳处系指斥奸佞误国的段落："噫噫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主失宁??"，其中渗透着作者的这样一番感慨：天宝六载（747 年），元结到长安应举时，李林甫玩弄权术，使应举者全遭落第，他遂归隐商余山，从而对李林甫之流深恶痛绝。元文的局限也正在这里，他痛恨奸佞，却歌颂听信奸佞的所谓好皇帝。眼光只停留在与自身休戚有关之处，所以他的这篇《大唐中兴颂》，实质上是为自己树碑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