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69页，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
②〔清〕李鸿章：《述戈登回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一，页二五至二六。
③《清实录》（光绪朝），卷一一五，页六。
①《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36页。
②《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二。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四。
④《与刘毅斋爵堂》，《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五。
⑤《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六。
①《答刘兰洲》，《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六一。
第五节"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在用兵关陇、进军新疆的过程中，除了每到一地加紧布置善后措施，以恢复民众的生活并重组官府的统治秩序外，他在开发西北方面的建树，堪称是度得"春风"与漠漠边疆。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描写塞上风沙之景的《凉州词》诗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①该诗不但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而且对他沿道植树，开发西北的成效大加赞赏，以"引得春风度玉关"作了形象的比喻。
左宗棠不仅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颇为关注。他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生日蹙。蚕桑既限于土宜，裘褐亦艰于购制。……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省各地方，凡向阳肥暖之区可种罂粟者，无不宜种棉花。"于是，他"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又购觅纺车织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他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并对"其因地土不宜种棉者，亦饬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他强调"严禁罂粟，劝种棉花，在甘肃尤当务之急"②，且期望此举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颇有成效"。①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左恪靖命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是为艳称的"左公柳"。②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用意。他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债；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根据张曜垦荒的经验，强调说："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就洼储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洒之令普。既需人工，尤资器具。……张曜躬率所部，殚力经营，而后得著成效。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③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业是有利的。
对于左宗棠的上述举措，新任新疆巡抚刘锦棠评价说："师行万里沙碛之地，虽酷署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垒旁隙地，悉令军士开垦，荒芜既辟，招户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沟渠、馆舍，每乘战事余暇修治完善，官道两旁树株遍植，迄今关陇数千里柳荫夹道，行旅便之，蚕织、畜牧诸政罔不因势利导。"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