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宋国的司马桓为自己造一口石椁，花了三年时间尚未完成。孔子批评说："这样的浪费，死了倒不如快些烂掉的好些！"（原文见（礼记·檀弓上》："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大概桓为此话所激怒，所以要加害孔子，于是孔子只好"微服过宋"以避。
大的地方，但孔子当时临危不惧的镇定形象，一定使他的随行人员和弟子们受到感动，受到鼓舞，从而想方设法渡过难关。传说一路上还听到一些不同意孔子积极从政治国，而主张消极避世、隐居自乐的人的责难和讽刺的话，甚至"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②。最后终于到了负函，见到叶公。叶公和孔子讨论了一些政治问题，孔子又发表了一些"政在来远附迩"即"治国之方略在于使远方的人向慕而来归，使近地的人团结而不散"一类的言论。后来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何如人，子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孔子听到后，对子路说："由（子路名）！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①这倒是一幅很形象的孔子自画橡。这种积极进取精神，是值得后人仰慕和学习的。卫国的君位终于还是由卫灵公的孙子辄继承，是为出公，亦称孝公。辄父蒯在晋庇护下流亡卫晋边境。孔子弟子多人在卫做官，卫政局又趋安定，因此要求孔子回卫的呼声很高。这样孔子就不再经过陈国而从楚地负函径回卫国去了。时为鲁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岁。第三阶段孔子又回到卫国。时间从鲁哀公七年到十一年（前488-前484），共五年。孔子年六十四岁到六十八岁。
孔子一回到卫国，子路就问孔子："假使卫君（即出公辄）正等待老师回来主持政务，老师认为什么问题是应该首先解决的呢？"这一问引起了孔子的一番议论，从这番议论中可以看出当时孔子的思想动向和政治主张。孔子先提纲挚领他说了一句话："首先必须解决的是端正名分，使各安其分（'正名'）的问题。"子路比较直率，立刻表示不同意："问题能这样提法吗？
老师未免有点不切实际、拘泥固执（'迂'）了吧？当前端正名分的问题，怎么能行得通呢！"孔子很不以为然，说："由啊！你说这话多么粗野浅薄呀！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一般应采取保留态度，不可乱发表意见啊！"接着申述了他所以提出"正名"问题的理由，反复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一直到"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等等，最后结论是："由此可见，君子对于端正名分问题是必须讲的，讲了也必然能行得通。君子对自己讲的话，必须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是。"①这一段话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孔子已决心接受卫君出公辄的邀请，所以毫不犹豫地正面回答了子路提出的关于"什么是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动向是决定"仕卫"（在卫国做官）；二是明确提出了他将实施的政治总纲领是"正名"。但一提"正名"，问题就复杂了。当时的卫君辄是卫灵公的孙子，是世子蒯的儿子，灵公死后，理应由蒯接君位，因蒯不满其母的淫乱行为，谋杀未成，逃亡在外，所以灵公夫人南子想立幼子郢，郢让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语和《论语·述而》略异，可参阅。
①《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已'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引这段话时，文句有出入，可参阅。杨伯峻《论语译注》将"必也正名乎"译为"那一定是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罢"、这和孔子原意不符，故不从。
位于辄，乃由辄继位②，并拒绝他父亲蒯回国。因此，不论在所谓"君臣"的名分上，还是在"父子"的名分上，都不"正"，国内外对此议论纷纷。所以孔子一提"正名"、立即引起子路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孔子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想的呢？没有正面材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孔子既然表示愿出仕，那就可以说明，孔子是承认出公的王位是合乎"名分"的；如果不合"名分"，主张"正名"的孔子，就没有理由做他的官了。大概孔子认为出公辄既受他祖母卫灵公夫人南子之命而立，即使把父亲排斥在国外，也是不影响他的君位"名分"的。在当时，"父子"关系是从属于"君臣"关系的。因为当时卫君辄既已受祖母命继承了君位，即使把父亲排斥在国外，为了平息国内外不好的舆论，首先就需要"正名"，即肯定卫君辄的君位"名分"是合乎"礼"的。大概孔子提出"正名"的政治背景就是如此。孔子没有明言，于路可能没有猜透，所以提出怀疑，引起老师训斥并发表了上述一大段议论。于是孔子在其"忠君尊王"的名分思想指导下，也就真正心安理得地做了卫君辄的"公养之仕"了①。孔子是想做事的人，仅仅被"公养"是违背他的愿望的。但卫出公既没有要他"为政"，也没有向他"问政"，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就把精力用在教学和治学上。虽然这方面缺乏正面记载，观其一贯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策励自己的精神，这一时期肯定在治学、教学上是有成绩的。
②司马迁《史记·卫世家》："灵公卒，夫人命子郢为太子，曰：'此灵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乃以辄为君，是为出公（即孝公--引者）。"虽然卫灵公遗命是立幼子郢，但郢又让位于逃亡在外的太子蒯之子辄（灵公孙），这样转了一个弯，大概也就算王位身份合法了。①（孟子·万章下》："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见行可之仕"，即有希望行道的官；"际可之仕"，即受礼遇的官；"公养之仕"，即受公养的官。"礼遇"和"公养"，其实差别很小。
（四）结束流浪，回到鲁国
孔子弟子如冉有、子贡，樊迟等都在鲁国做了官。孔子也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鲁国去。早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国时，鲁季桓子死去，他曾命其子季康子一定要把孔子请回鲁国。又过了几年，冉有做了季氏宰。哀公十一年春，齐攻鲁，四十一岁的冉有率领鲁军战败了齐军。冉有告诉季康子，他的军事才能是向孔子学的，并力劝季康子礼聘孔子回鲁。这时卫国的大夫孔文子要攻打另一大夫太叔疾，问策于孔子，孔子说，他曾学过文事，没有学过武事，立即叫人驾车准备离开。文子连忙劝阻，赔礼道歉。孔子正在犹豫，适值鲁国季康子听了冉有的话，派人以厚礼来聘请孔子，于是孔子回鲁。自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97一前484），孔子离开祖国，在外到处奔走了十四年，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在到处碰壁之后，结束了流浪生活，现在又回到了鲁国。时年六十八岁。
七、"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
孔子回到鲁国后，自六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卒，共生活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他跨越了自己所说的"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两种思想境界①，亦即在"三十而立"的基础上，达到了他自己认为是最后也是最高的发展阶段。所谓"耳顺"，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是一个意思，就是思想上、学问上。品德修养上达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即凡是各种事情，听到后就能辨别真伪是非（"顺"）；凡是心里想做的事情，做起来就符合真理准则（"矩"）。当然，所谓真伪是非，所谓真理准则，都不能离开所处的时代，都不能不带有时代的、历史的特征和局限。孔子不能例外。鲁国当政的季康子这次"以市（币同帛，古人相互赠送礼物的总称──作者）迎孔子"，即以礼品把孔子迎回鲁国，尊为国老，大概原来"奉粟六万"的物质待遇还是维持不变。对季康子来说，为了适应当时各国诸侯竟相"礼贤"、"养贤"的风尚，把这位名望很高的人物礼迎回来，是很值得的；在"吾非匏瓜，焉能系而不食"的孔子来说，又一次作为"际可之仕"或"公养之仕"以安度晚年，也还是合于"礼"的。但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虽风尘仆仆，到处碰壁，却依旧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依旧想为自己"理想"的实现而做一番事业，依旧是朝气蓬勃地自我鞭策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①可是面对鲁国终于不能用孔子的具体现实，只能在"莫知我夫"②（"没有人了解我啊！"）的慨叹声中，决定不再"求仕"③了。
孔子是一位勤奋自励的人，于是，他就把"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的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工作和整理保存古代文献，主要是用在"六艺"或"六经"的编纂核定工作上。虽然孔子对教学工作从未停顿过，对文献收集整理工作也很早就开始，但对这两项工作，孔子利用晚年时间都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这两件事情将专设两章（第八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第九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加以评述。现在仅把孔子晚年除了教学和文献整理工作之外的几个较重要的活动和事件简述如下：①《论语·为政》："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