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堕三都的失败
夹谷之会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孔子的威望。再加上孔子以礼律己，对上恭敬，对事认真，更博得鲁定公和鲁国实际执政者季桓子的赞赏和信任。于是，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季桓子的委托，由大司寇代理季桓子处理国事并参与国事的讨论，即《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和"与闻国政"。在小小的鲁国，在贵族统治集团中，除有名无实的鲁定公和掌握实权的季桓子，这时的孔子已跃居为第三号人物了。大概所谓"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①，就是说的这时的情况。但孔子和季氏之间的"蜜月"毕竟是不巩固的、短暂的，时隔不久，在堕三都及其他若干事情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蜜月"就消失了。前面已经说过，孔子的"忠君尊王"思想是坚定不移的。他对于当时鲁国政治的混乱情况──定公虚位、三卿（特别是季氏）擅权，三卿之家又是家臣（如阳货对季氏）垄断──很不满意，认为这是违反"忠君尊王"之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强公室（提高鲁定公的实际统治权力）、抑三卿（使三卿特别是季氏规规矩矩守臣道，不得僭越）、贬家臣（使家臣老老实实效忠于主人，不得跋扈），使鲁国按照周礼，按照贵族等级制封建社会的秩序，治国安民，然后以"仁政德治"的鲁国为基础，扩大"仁政"影响。尊天子，服诸侯，统一天下②。堕三都表面上是抑制家臣。是反映"三桓"①与家臣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公室与"三桓"之间的矛盾，是主张强公室、抑"三桓"的孔子与季桓子之间的矛盾。"三都"是"三桓"实际上割据的领地内的三个城堡，即费邑是季孙氏领地城堡，邑是叔孙氏领地城堡，成邑是盂孙氏领地城堡。"三桓"都住在曲阜，所以当时这三个城堡实际又都不在"三桓"控制下，而为他们的家臣所盘据，用以对"三桓"闹独立，侵凌"三桓"，以至越过"三桓"而干预国政，孔子所谓"陪臣执国命"②就是指的这个情况。"三桓"对此不满，孔子对此更不满。孔子利用"三桓"尤其是季孙氏对于阳货以费叛（定公八年）、叔孙氏对于侯犯以鄙叛（定公十年）的不满情绪，相机建议把家臣（陪臣）据以叛乱的三个城堡拆毁（堕三都），马上得到三家的同意。于是第一步比较顺利地拆了叔孙氏的鄙都。第二步拆毁季孙氏的费都时，却遇到费宰（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即心叛季氏而叛迹未著，曾召孔子，孔子欲往的公山弗扰）的强烈反对，并先发制人地以费邑兵力袭击曲阜，幸赖孔子指挥曲阜兵力反击，取得胜利，迫使公山不狃败逃奔齐，终于拆毁了费都。第三步堕成时，情况更复杂，结果完全失败了。开始时，盂孙氏（孟懿子）是赞成堕都的，但因家臣公敛处父一贯忠于孟孙氏，从无叛意。他看出①按"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这句话，曾两见于《公羊传》。一次是系于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后，一次是系于定公十二年"堕费"、"堕"之后。陈立在《公羊义疏》中说："三月言其久耳，不必仅三月不违也。"此话很对。所谓"不违"，是双方对等而言，即孔子既不违季氏之意，季氏也不违孔子之意，双方上下之间合作得很融洽。这句话应系于"摄相事"、"与闻国政"时较妥。②孔子任中都县长时，鲁定公曾经问孔子："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孔子家语·相鲁》）。可见孔子是常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①"三桓"即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其中盂孙氏任司空，叔孙氏任司马，季孙氏任司徒，为鲁国三卿。以季孙氏势力最大，掌握鲁国国政。
②语见《论语·季氏》。据《左传》载，昭公十四年南蒯以费叛；定公五年阳虎囚禁季桓子于前，八年又叛鲁奔齐于后；定公十年侯犯又以叛。所谓"陪臣执国命"大概就是根据这一系列事件得出的结论。堕成对孟孙氏不利，便对孟懿子说："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盂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①孟懿子照计行事，表面仍不反对堕成，暗中却支持公敛处父全力反抗，抵制堕成。从夏天拖到冬天，成邑城堡依旧屹然未动。不得已，只好在十二月由国君定公亲自出马围成，仍以失败告终。堕成计划没有成功，亦即堕三都计划没有完成。这对孔子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前面说过，"三桓"，尤其是季孙氏、叔孙氏慑于家臣据城叛逆事件，赞成堕都，目的是解除后顾之忧，加强自己的力量：孔子主张堕都，不仅是为了削弱家臣力量，也是为了削弱"三桓"力量，目的是强公室，加强国君的地位。对堕三都这件事的用意，形同而实异，即所谓"同床异梦"。公敛处父的讲话，孟懿子对堕成态度的改变，不得不使季孙氏警醒过来，感到原来孔子主张堕三都的目的是为了削弱"三桓"，加强公室。于是孔子强公室、抑"三桓"（首先是季孙氏）的主张和"三桓"（首先是季孙氏）弱公室、强"三桓"的主张之间矛盾揭开了；"三月不违"的亲密合作动摇了，终止了。要么孔子放弃自己的主张，屈从苟安，要么合作破裂。二者必居其一。孔子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姑不论这主张有多大意义），于是只有让"三月不违"的合作关系破裂，终于导致碰壁、辞官、离鲁的结局。
①《左传·定公十二年》。
（五）孔子诛少正卯实无真事考
附带在这里说一下孔子诛少正卯的问题。此事始见于《荀子·有坐》篇①，后来《吕氏春秋》、《说苑》、《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书都采录，似乎真有其事。直到清人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才提出疑问，否定孔子诛少正卯其人其事。这些学者对此所作考证，是很有价值的②。归纳起来，可以论证孔子诛少正卯之事为不可信者，主要依据有三条：1.孔子诛少正卯，仅见于《荀子·宥坐》、《史记》、《孔子家语》等书，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所谓"经传"。虽不能说凡不见于《论语》、《春秋》、《左传》等书的，都不真实，但像所传孔子诛少正卯这样的大事，竞不留一点记传痕迹，是不可能的。2.孔子秉政七日，以一大夫（孔子）而杀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3.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坚决反对轻易杀人，所以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问题时，也遭到孔子的反对，说"子为政、焉用杀"，如果孔子秉政七日就"诛乱政大夫少正卯"，和孔子的一贯思想不是全然不相吻合吗？所以，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七日而诛少正卯"，"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①，这是非常简明确切的。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在所谓"评法批儒"中把少正卯奉为法家，以与孔子（儒家）相对立，认为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早期的儒法斗争，不过表明他们对历史的无知而已。
①《荀子·有坐》有关孔子诛少正卯原文摘要如下："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不诛也??。"（卷二十）从唐宋以至明洁，不少学者怀疑（宥坐》及其后四篇都是荀子弟子根据流传中真伪不分的杂事记录编成，不是信史。主要是用来反映荀子和孔子"仁政德治"思想相对立的法治观点。《史记》、《孔子家语》等所载，内容与此相似，下录。
②这里专录阎若璩和崔述的考证，以见一斑。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少正卯之诛，朱子素极辩其无，而《论语序说》犹载此，又履革之未尽者也。陈几亭日：'盖圣人行诛必其人有显罪与众弃之。未有出人不意，但为其宿昔奸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孙武行兵立威之法，岂圣人为政之道耶？'"（学海堂版《皇清经解》卷二十二第33页）崔述说："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焉有秉政七日，而遂手一大夫者哉！??《论语）、《春秋》传??未尝一言及于卯。使卯果尝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亦并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洙泗考信录》卷之二）①这是杨景凡、俞荣根合著《论孔子》一书中提出的论点，论证翔实，值得参考（见该书第16-20页）。
（六）矛盾显露，弃官离鲁
堕三都的失败，使孔子和季桓子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一方孔子坚持要强公室、弱私家和另一方季桓子坚持要弱公室。强私家即不放弃实际执政权力而置鲁君于傀儡地位之间的矛盾，在原来"三月不违"的薄薄面纱笼罩之下处于隐蔽的状态，现在显露出来了。这种矛盾表面化的情况，在下列事件中得到了证实。其一，子路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是季桓子的家臣（宰），又是堕三都的指挥者。季桓子信任还是不信任子路，也就等于信任还是不信任孔子。后来孔子的一个学生叫公伯寮的，在季桓子面前讲了子路的坏话，另一个学生叫子服景伯①的，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论语》上有一段话说这件事道："公伯素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泊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②子服景伯的意思是，季孙氏对公伯寮素来不信任，他有力量使季孙氏将他杀死示众（肆诸市朝）。孔子却坦然置之，并说：我的主张（道）如果行得通，那是"命该如此"，如果行不通，那也是"命该如此"，公伯素哪能改变"命该如此"的事情呢？究竟公伯寮讲了子路哪些坏话，季桓子听了作何反应，《论语》未说。但既然讲子路的坏话，就决不可能不涉及到孔子，也不可能不涉及到堕三都对季氏的实际意义等，季桓子更不可能不对二人产生疑忌，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吗？其二，孔子对"三桓"的攻击。《论语》上有一段话说："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③这就是说，国家大权不掌握在鲁君的手里已经五代（即经历了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季氏）的手里已经四代（即经历了季氏文子、武子、平子、孔子评传桓子四代）①了，所以鲁桓公的三房儿子（即世袭鲁国三卿的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的后代子孙现在都已经微弱无用了。这种对季桓子指桑骂槐的尖锐批评，肯定不是在"三月不违"的"蜜月"期间所能说出来的。矛盾尖锐了，决裂的端倪已经出现，孔子如何对待呢？如前所说，孔子对自己的一贯主张，决不妥协放弃，决不为了保全"乌纱帽"而以原则做交易，屈膝投降；于是对待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进取的革命办法，那就是联络一切可以联络的力量，以维护国君为号召，利用定公名义，讨伐季桓子，复兴鲁国，改革鲁国的贵族政治。二是退却的保守办法，那就是"三月不违"的局面既已不能继续下去，又不甘心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同流合污，那就只有弃官离鲁，另找出路。孔子不敢采取第一种办法，于是只好实行第二种办法了。①关于子服景伯的身份有二说：一为朱熹《四书集注》，认为子服景伯即鲁大夫子服何。姓子服，名何，景是谥号。二为朱彝尊《孔子弟子考》，据汉鲁峻石壁画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怕，故定为孔子弟子。此从后说。
②《论语·宪问》。
③《论语·季氏》。这段话有人认为说于定公初年，考之史实，似不妥。因为"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的四世，指的是季氏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而定公九年平子卒（见胡仔《孔子编年》），则第四代的桓子当政必在定公九年以后，如在定公初年，桓子尚未当政，当时季氏仅三世，与史实不符。从内容上看，此话大概在定公十二年堕三都失败后所说。
①说本杨伯峻《论语译注》。
恰好这时又遇到齐国统治者实行对鲁国贵族统治者的怀柔、腐蚀政策，在国内挑选身着华装丽服、能歌善舞的美女人十名，又挑选饰以耀眼的锦绣绸缎的骏马一百二十匹，送给鲁国君臣，目的是使他们迷于声色，怠于政事，疏远孔子。结果，季桓子接受了齐国赠送的美女、骏马，终日间观舞听乐，一连三日不上朝听政。子路对孔子说："看样子，老师可以走了。"孔子还是犹豫不决，还是有幻想，希望季桓子能悔悟过来，恢复"三月不违"的局面，所以对子路说："鲁国即将举行郊祭，如果仍将祭祀用的烤肉（）按礼送我一份，那么，我还是可以留下来。"结果，孔子参加陪祭后回到家中，又没见人送来祭肉，于是忍无可忍，碰壁之后，只好匆匆弃官离鲁了。时为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孔子五十五岁。